方绪银 林业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等重要讲话中，至少有10次论及“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个概念，只不过在不同语境中采用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等不同的表述。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第二个结合”中所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两大要素。由此可见，读懂“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对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落实“第二个结合”的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日用而不觉”理念的内涵。“日用而不觉”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的一段博大精深的名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觉，故君子之道鲜矣。”王阳明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及其弟子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之论，就是对这段话最精辟的阐释。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自然、社会的演化之“道”贯通起来的深刻思考，强调“道”的作用无所不在却难以把握，仁者、智者虽然各有所见但难免有失偏颇，百姓虽然“说不出个道道来”却总是体现在其“日用常行内”。注重深刻反思和准确把握百姓赖以生存发展的“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及其所蕴含的“道”，是我国历代圣贤明哲创造和传承文化精华的一大法宝，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的独特禀赋。这在中华传统心学发展史上体现得尤其鲜明。明代心学的奠基者陈献章及其弟子湛若水始终以“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为其学术主旨，王阳明及其弟子更是“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有人说，“未有阳明心学之前，很多人也是在凭良知做事，但‘日用而不觉’；有了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理念之后，大家就可以更加自觉自为地凭良知做事。”这个说法虽然未必精准，但却比较生动地揭示了阳明心学与“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行为及社会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发展这个理念的重要原因所在。
　　2.“百姓日用而不觉”与“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所使用的“百姓日用而不觉”概念，并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从“文化基因”的视野来认识和阐述的，从而扬弃了这一传统理念中的“先天论”色彩，具有颠扑不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对“文化基因”这一概念有所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特别是毛主席关于“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社会的历史至少已有二百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等论述，结合人类学、进化认识论等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文化基因”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义：“文化基因”是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非生物基因，主要是指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遗传本能的基础上，经过二百多万年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同样具有可遗传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积淀），主要体现为人的情感模式、记忆力、理解力、意志力、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偏好等“日用而不觉”的独特禀赋。人对社会环境的直觉感知和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及认识能力，就是来自“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孟子说“得之于先天”的“良知良能”是“人皆有之”“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以及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良知即天理”，其实就是指“良知良能”作为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直觉感知能力。所以，以“良知”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心学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观念体系，而是基于对“文化基因”及其“发用流行”机制的深刻感悟而构建的“成人”之学，阳明心学则是集其大成的完整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0多次用到“文化基因”这个概念，是其论著中少见的“高频新词”。他说“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这实际上讲的也是“文化基因”，与王阳明的“良知在人，随尔如何，不能泯灭”之论，可谓符若神契。他最早提到“文化基因”是2003年在浙江省委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之中，以“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为喻着重阐述了“文化基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机制问题。在之后的系列论述中，他具体地揭示了“文化基因”、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和文化精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基因”既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产生活实践里，又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社会的公序良俗之中。后者是对前者的体悟、表达和传承，因而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换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及社会传承方式，才能使之始终具有令人喜闻乐见的永恒魅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在他的不同文本或语境里，“文化基因”概念有时指的是其内涵，即“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积淀”；有时指的则是其外延——对“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之“觉”（传统心学谓之为“悟道”），即历代圣贤明哲从“百姓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积淀”中感悟和提炼出的文化精华或文化理念体系，以及在文化精华和仁人志士“立德、立功、立言”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伟大民族精神。
　　3.“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与“中华民族的特质禀赋”。“人猿相揖别”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历程已有长达二百多万年，五千年的阶级社会与之相比，仅占其中不到0.25%的时段，无疑是非常短暂的，“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因而在“文化基因”的“获得性遗传”上，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才是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的主要根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积淀”、“文化基因”的系列论述，主要从这个意义上继承和拓展了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法则”和“民族特点”的深刻思考。各民族（族群）由于曾经在彼此隔绝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生存发展了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年，所形成的特质禀赋（“文化基因”）也必然有所不同。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长期生存发展于神州大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中，得以发展出最早、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最稳定的定居生活方式，为族群的聚集繁衍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积累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基础和条件，从而逐步形成了“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显著特点和规律，塑造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与生俱来”的特质禀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原创性概念，就是对这一特质禀赋的界定。他指出：“儒家创始人孔子……全面承继了自伏羲以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这个论述把中华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人文始祖”伏羲，也就是尚处于原始公社的旧石器中晚期（距今约十至一万年），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微言大义”——原始公社时代是母系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中华民族最早的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妊，全都带有“女”字偏旁，这充分证明，不管仓颉是否确为黄帝时代的人，但他在“造字”的时候，中华民族还确定无疑地保持着对原始公社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的鲜活记忆，而他创造的文字所承载的，正是中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所积淀的“文化基因”。甲骨文与仓颉所造的“字”是一脉相承的，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也没有根本区别。兼具表音、表意、表形三合一禀赋的汉字完美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自原始公社时代以来的历史记忆、“文化积淀”；而世界上目前还在使用的其他民族的文字大多为公元1000年前后创立或形成的，产生和成熟的年代很晚，且为只有表音功能的字母文字，字母本身是没有什么远古历史文化信息可言的。记录于先秦经典里的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也大多是源自远古的原始公社时代，所以那些神话英雄都是“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有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越绝书》）的道德典范；而西方的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则无不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且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重撰过的，所以那些神话人物个个都是贪婪成性、钩心斗角、热衷杀戮的“狠角色”。语言文字建构着人的存在方式，这种不同的民族起源记忆和文化母胎，是后来中西文化形成不同特质禀赋的根源。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而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特质，就在于自古以来就有着最强烈的人人相亲相爱的“大同情结”，这既是基于对长达百万年的原始公社时代道德风尚的理想化的历史记忆，又是出于在“文化基因”的返观内省中形成的对“人性本善”信念的执着。孔孟之道的核心范畴“仁爱论”、“性善论”所传承的，正是这个情结和信念，是对中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以来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所积淀的“文化基因”的发掘和总结，或者说是对人的“良知良能”特征的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如何在“天下为家”的历史条件下矢志不渝地保持和弘扬人的“良知良能”，逐步通过实现“小康之治”回归“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的“可行性论证”（历代儒家一以贯之宣扬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道”、“至诚尽性”的“中庸之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天地伦常之道”、“明德亲民”的“成贤希圣之道”等等“人间正道”，就是这种“可行性论证”的具体体现），并以此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这是在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即所谓“轴心时代”），中华民族的圣贤明哲对人类文化宝库所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也是我们今天和未来仍然要“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中华民族的特质禀赋，也是对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的深刻揭示，所以他强调：“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民族的圣贤明哲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的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从“百姓日用而不觉”中“觉悟”出了最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创造了“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体系，又将其潜移默化地贯注于百姓“日用常行”之中，引领百姓在“日用而不觉”中传承了这些“文化基因”，实现了文化理念与“文化基因”之间的高度契合、相得益彰，使得“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骨髓里”；由此而形成的“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包括近年彰显出的“伟大抗疫精神”，也是“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非常注重对“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发掘、概括和传承、弘扬。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以“文化基因”的视野来揭示人的基本特性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特质禀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新境界，使我们可以对传统心学中的“本心论”、“良知天赋论”等理念作出科学解释，从而大大拓展了“第二个结合”的广度和深度。目前在解读和研究“第二个结合”的热潮中，不少学者往往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全等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而忽视其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以来漫长历史中所积淀而成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日用即道”而“文以载道”，深刻把握和揭示“百姓日用而不觉”之“道”，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发展法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姓日用而不觉”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一个侧面充分印证了他是身体力行“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对我们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