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伯庸接受记者采访。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吴昊摄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吴小英陈珍珍
　　本报讯8月22日上午，《长安的荔枝》图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结束后，作家马伯庸接受了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的历史小说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品中的主角多是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请问您为什么对小人物或者社会底层人物情有独钟？
　　马伯庸：我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的潮流和历史的动力都由千千万万的小人物组成的。一两个小人物就像是江河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但是如果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产生同一种需求，就会汇聚成江河，向东奔流。我觉得英雄人物恰好就是站在潮头，比较显眼，他们并不是说引领了某个时代，而是顺应时代要求才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人物才是真正历史的创作者。那么从历史文学的角度来看，从有限的史料中，找到这些小人物，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实际上就是写出了历史变化的最新动态。
　　记者：您希望读者在您的作品中读到什么？
　　马伯庸：我最希望的是当他们放下书本时，会发现在真实世界存在书里提到的东西，并愿意去看一看。比如说我写《长安十二时辰》，他们看完后能对长安产生兴趣，愿意去西安旅游；看完《长安的荔枝》，他们愿意来广东旅游，买荔枝来品尝。我希望能产生这种线上与线下、书本内和书本外的连接，让读者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既能享受到一个好的故事，也能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并且愿意各地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记者：在《长安的荔枝》中，您对诗人杜甫用了较多的笔墨，请问杜甫是您最喜欢的诗人吗？
　　马伯庸：我非常喜欢杜甫，因为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诗史”。他试图以一种平民的视角去记录当时的所见所闻，而不是简单地以一个知识分子或一个贵族的身份去写，所以他是中国古代难得的用诗去记录普通人生活的诗人。我在《长安的荔枝》把他写进来，也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之情。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马伯庸：我觉得以文学性为先，在文学性的同时也要兼顾历史的真实。我觉得历史的真实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史实，另一个层面是符合历史的逻辑。因为史料毕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每一天的动态，所以写小说是不可能避免杜撰的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杜撰不是凭空捏造，而是符合当时的技术、社会规则、这个人物本身的定位和心态的。
　　记者：对于您来说，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马伯庸：对，所有写作的前提就是真心喜欢。因为写作不像搬砖，搬砖的话，即使你再痛苦，咬着牙坚持也可以完成。但是写作如果念头不通达，你的情绪就会从文字中泄露出来。文字是不会骗人的，所以愿意写还是不愿意写，读者是能感受到的。
　　记者：现代人似乎很难静下来完整地去读完一本书，您有什么好的阅读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马伯庸：苏轼有一个“八面受敌”读书法，非常有现实意义。意思是我们读书要带着目的去读，比如首先想好一个问题，想要在书里得到一个答案，那在看书的时候就能有的放矢，能有效地在书中吸取这些知识，这比你漫无目的地看一本书效率高得多。虽然这个读书法稍显功利，但是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并能迅速进入阅读状态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曾说过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天分的作者。在您看来，对于写作来说，是天赋重要还是努力重要呢？
　　马伯庸：我觉得要努力后才谈天分。天分实际上占30分，努力占70分，但是我们要把努力的分数算完，才能算天分的。或者说天分决定的是你的上限，努力决定的是下限。我认识很多非常有天分，但是很懒、一年也写不了几篇文章的人，他们很快就拿到了30分，但总分也就30分；我也认识很多勤快、但能力稍显不足的作者，他们努力的话能写到70分，那么实际上两者的成就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记者：您对文学爱好者有什么建议吗？
　　马伯庸：首先就是一定要往下写，文字写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比构思要强得多。其次，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要对这个世界保持足够的好奇心。随时保持对人和物的好奇心，积累多了，总有一天会用上。
　　记者：如果请您为茂名写一个故事的话，您觉得最想写什么？
　　马伯庸：茂名有很多我想写的历史名人，比如说冼夫人、潘茂名、高力士等，但是我最想写的是潘茂名，潘茂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是一个值得花笔墨的人，比如说他会很多技能，炼丹、采药、下棋等。我觉得要是能写这样一个人的传奇的话，不但对茂名本地的文化宣传有积极的传播作用，也对个人的创作生涯是一个很大的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