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是“863”计划的提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我国近代物理学宗师。
　　一颗“争气弹”背后
　　1960年8月，一封名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从原二机部发出，向所属单位郑重宣告：“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这是因为就在1个月前，赫鲁晓夫集团召回全部在华专家，苏联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有限帮助彻底停止。既无学科积累、又无设施设备的我国核武器事业，一时前路迷茫。
　　关键时刻，党中央下定决心，以苏联提出毁约的年月“596”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号召大批来自各地的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向核武器事业发起攻坚。正是在这时，王淦昌来到了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是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党中央通知，希望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核武器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参与相关工作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更要断绝一切海外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王淦昌当场表态：“我愿以身许国！”年过半百的王淦昌以前研究实验物理，对当时所需的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并不熟悉，也只能从头学起。但他知识面广，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很快就能给手下的年轻人授课，还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技术介绍给大家，进而提出了“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等，解决了许多理论和工艺方面的问题。
　　1963年初，核武器实验、设计、生产等方面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位于青海金银滩的221基地。王淦昌也和年轻人一样，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身来到了这片荒滩。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产生了高原反应，糌粑、干菜等简劣饮食还诱发了其他健康问题。但王淦昌依然坚持快节奏工作，整日深入车间、实验室和实验场，走过了221基地每一个有爆轰实验装置的地方。
　　特别是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起爆前的那段时间，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成员、冷实验的总指挥，王淦昌一天不落地到各作业分队检查指导工作，大到试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根雷管的安装，都要亲自督阵。10月16日当天，他甚至自己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一直忙碌到“零时”前，王淦昌才来到主控站和大家会合。当现场的高音喇叭读秒结束，凝结了无数人心血的核爆炸火球喷薄而出，巨大的蘑菇云轰然升起，王淦昌激动万分。
　　从一个高峰攀向另一个高峰
　　为原子弹诞生做出突出贡献后，1966年初，王淦昌又与同志们一起制定了氢弹的爆轰模拟实验方案，顺利解决了引爆设计的关键问题。在研究的间隙，他开始思考：能不能利用现有核物理技术，以激光打击加热氘核产生聚变中子，实现核聚变能可控利用？
　　1986年3月2日，他和王大珩、陈芳允等老科学家经过多方分析论证，联名致信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仅3天后，邓小平就在他们的建议上作了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因为科学家上书和小平同志批示都在1986年3月，所以我国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就简称为“863”计划，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