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生于1895年10月，1913年投笔从戎，历任西北军冯玉祥部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1929年任国民军第十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10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国民政府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年底，吉鸿昌在津购得此楼，翌年举家迁入。1931年，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因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的命令，被国民党当局解职，并强令携家眷出国“考察”。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毅然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经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介绍，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春，日军攻占热河，进而向河北、察哈尔进犯。3月，吉鸿昌遵照党的指示，应冯玉祥将军之邀，离开天津前往张家口。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以国民军旧部为基础，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号召动员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身为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及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率部纵横驰骋，连续攻克日伪军主力盘踞的康保、宝昌和沽源等地，缴获日伪军大批军用物资。7月7日，在收复热察军事重镇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勇猛向前，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拼死搏斗，收复沦陷72天的军事重镇多伦。这是九· 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中外震惊，举国欢腾。
　　吉鸿昌于1933年11月辗转回到天津。他在花园路5号的住宅即成为党在津开展抗日活动的秘密据点。1934年5月，吉鸿昌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此后，吉鸿昌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开始广泛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吉鸿昌对住宅内部结构进行了改造。将二楼除卧室和客厅原有的三个门改为七个门，楼内门门相通，间间相连，并在每层都设小间密室，以应付紧急情况。
　　吉鸿昌在津开展反蒋抗日活动，惹恼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遂密令军统派人尽快将其暗杀。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国民饭店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任应岐、刘少南等人以打麻将为掩护，谈论反蒋抗日之事。为了防备万一，吉鸿昌临时又改在45号房间与代表会谈。门半开着，门口的屏风挡住了视线。特务们便找来一个小皮球在楼道里佯装玩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房送水时，特务便假作把球拍了进去，然后借口找球，进屋侦察情况，查看各人所在位置。侦察结果是吉鸿昌穿一白裤褂，离暖气较近。偏也凑巧，就在特务外出汇报之时，屋里面打牌正好四圈结束，新搬庄换门，吉鸿昌坐到对面去了。因为离暖气管子远，他就又穿上棉袍。而原来坐在对面的刘少南，就移到吉鸿昌先前坐的位置上。因为离暖气管子近，他脱了棉衣，恰巧也穿一身白裤褂。
　　特务王文闯进来，朝穿白裤褂的刘少南打了一枪，刘少南当场身亡。吉鸿昌大喊一声，立刻站起来揪特务，特务扭头就跑。由于子弹射的距离很近，力量很大，弹片碰到洋灰地又弹了回来，正好擦伤了吉鸿昌的肩膀。国民大饭店乱成一团。法国租界巡捕将国民大饭店团团围住，以杀人嫌疑为由，将吉鸿昌逮捕。
　　24日上午，吉鸿昌在北平英勇就义，时年39岁。枪决前，吉鸿昌要求搬来椅子坐下，并且要求刽子手从正面开枪。临刑前，他以大地为纸、枯枝作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岁月悠悠，红楼屹立，它不仅记载着吉鸿昌将军的革命业绩，也寄托着天津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深切怀念。
　　（摘自《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