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跨界于多个领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之外，他和孙中山、段祺瑞、杜月笙、张学良以及蒋介石、毛泽东等人之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更曾执教东北大学，尽管在沈阳生活不到两年，却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履痕。
　　在《觉醒年代》中，把章士钊和李大钊、陈独秀、汪孟邹、高一涵、胡适、易白沙等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甲寅》杂志，那我们就从《甲寅》说起。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在英国阿伯丁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的章士钊归国，当时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在中国办一份类似英国《旁观者》那样的政论杂志。但是，由于袁世凯的政治专制和舆论控制，迫使章士钊等大批知识精英东渡日本。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创刊于东京，出版四期后停刊半年；第五期在上海复刊，由汪孟邹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发行，出版六期后停刊；1917年1月，由章士钊、李大钊、邵飘萍等人编撰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章士钊任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后，又于1925年7月11日在北京出版《甲寅周刊》。
　　1926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爆发。一时间，曾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运动领袖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已由教育总长转任执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等都成为众矢之的。一个月后，段政府倒台，奉军进入北京。退出政治舞台的章士钊退居天津，继续出版《甲寅周刊》，并以该刊为阵地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欧化”，引来新文化阵营的激烈批评。
　　其实早在“三一八”之前，鲁迅就曾因“女师大风潮”事件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驳斥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的观点，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章士钊也因此恶名远播。鲁迅和章士钊等人的一大分歧在于，是否允许和鼓励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1926年2月，鲁迅在《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古书与白话》一文，后收入《华盖集续编》。文中引用了“下意识”一词。据该词条注释，章士钊在《再答稚晖先生》中曾说：“近茀罗乙德言心解者流。极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谓吾人真正意态。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章士钊的那篇《再答稚晖先生》发表在1926年1月的《甲寅周刊》。此时距离1923年章士钊最初接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了。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甲寅周刊》停刊，章士钊积极参与营救李大钊未果，此后致力于学术研究。
　　1928年底，章士钊携家人前往欧洲。旅居欧洲期间，章士钊与慕名已久的弗洛伊德建立联系。
　　1930年4月，章士钊回国，住在天津。百无聊赖之时，张学良发来邀请。章士钊于是北上沈阳，在东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和形式逻辑学。章士钊当时月薪800大洋，其他教授均300左右；而蔡元培在北大改革时，如文科学长陈独秀这样的最高月薪也不过300块，当时已经非常高了。章士钊在第一节哲学史课上，为了摸清学生的底子，每人发了一张小纸条，让学生以加减号标记是否听得懂，结果有一名同学在纸条上写的是：“三一八”罪魁。后来这名学生被校方勒令退学。
　　在东北大学的课堂上，章士钊经常提及西方思想，大胆运用弗洛伊德性心理学分析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此时他已完成了《茀罗乙德叙传》的译校工作，于1930年10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书中影印了弗洛伊德写给章士钊的亲笔信。这是中国第一部汉译弗洛伊德著作，章士钊也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弗氏第一人。
　　1932年10月，章士钊怀揣张学良交给他的一万块钱南下上海。章士钊到达上海不久，同顾维钧一起乘坐张学良专机抵南京又转往沪上的徐志摩，在返回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章士钊作挽联悼念：“器利国滋昏，事同无定河边，虾种横行，壮志奈何齑粉化；文章交有道，忆到南皮宴上，龙头先去，新诗至竟结缘难。”第二年陈独秀被捕，章为其作法庭辩护，其辩护词至今是法科生学习的文本。
　　（摘自：沈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