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并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围剿”苏区红军，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在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国民党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失地丧权，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号召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包括有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立女一中、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呼声。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等十余人。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提出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
　　瓦窑堡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西安事变

　　瓦窑堡会议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争取下，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共同抗日的主张。为改变西北战场“剿共”不利的局面，1936年12月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几天向蒋介石进谏，都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对蒋介石采取了“苦谏不从，临之以兵”的方针，于1936年12月12日扣留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张学良、杨虎城并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两种主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中国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事变发生后，国共举行谈判，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

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史称洛川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22人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推动下，国共于军队问题达成一致。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习惯统称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陆军第4军（习惯称新四军），后又组建新四军华南游击（支）队。红军改编，实现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御侮战争的伟大转变，从军事上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胜利完成，全国军队形成一致合力，共同抵御日寇的进攻。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建立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