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把它作为指导并开始投身到工人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
　　列宁和他在1919年创建的共产国际一直都非常关心此时的中国革命。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中国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经过考察，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开始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为避开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完成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大会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直接的帮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此，两者之间更加密切，中国共产党有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也有派驻中国共产党代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给予很大帮助，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建党之初，各级党组织领导大都是职业革命家，少有其他工作收入，靠上级党组织下拨经费维持。当然，有帮助也有义务，共产国际对加入者也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等等。
　　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部分人员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以及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农民部的部长等职务。国共两党合作发动了大革命，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举兵东征和南征、开展工农运动、挥师北伐。但是，驻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赞同中共广东区委分化国民党“团结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提议，过于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等事件处理中，主张和平解决，让蒋介石轻松地当上了国民北伐军总司令。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易（4月份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紧急指示：发动武装暴动进行土地斗争，给了蒋汪合流的机会。罗易更是将此密电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随即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让中国共产党人再次遭受屠杀，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示下，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陈独秀离开党中央，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党中央决策层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又犯了“左”倾错误，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工农红军遭到损失。尤其是王明仗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支持，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并指定博古为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长征。
　　中国共产党在遭受到两次严重失败和挫折以后不断成熟，遵义会议让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层，有了军事指挥权，开始自觉纠正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策上的一些错误；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解决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和王明回延安争夺中央领导权的右倾错误，真正确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成熟，随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共中央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高度的巩固和统一，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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