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了配合做好我市党史学习教育，回顾百年党的奋斗历程，市委党史研究室从今天起在茂名日报开设“百年奋斗·红色茂名”专栏，推出“热潮”“热土”“热血”系列，着力讲好党史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掀起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高潮，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朱雄文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社会中农民的生存状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3000多年前的《诗经·大雅·民劳》出现小康一词，《庄子·在宥》出现大同一词，《礼记·礼运》将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作为古代社会一直追求的最高和最低目标。但是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军事上侵略中国，政治与经济上压制中国，造成了中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连生存都保障不了，谈何小康与大同呢。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贫困以致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着支配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到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和雇农，却没有或占有少量的土地。缺少土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把自己收获物的50%甚至70%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社会的上层建筑只能由封建主义占支配地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都进行抗争，但都失败了。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立党之初，就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为两大历史任务，建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早期党的领导人也看到了中国众多农民生活在赤贫之中，同情农民，谴责不公平的制度。《共产党》月刊登载的《告中国的农民》，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李大钊发表的《土地与农民》等文章，都把农民贫困的根源指向地主土地私有制，主张推翻地主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地农有”。
　　（一）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起领导开启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彭湃、阮啸仙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讲习所，为各地培养领导农民运动的人才。在国民党右派和地主攻击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兄弟鼓与呼，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去领导农民，而不能批评他们，更不能反对他们。
　　1926年，广东四大农运领袖之一的中共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将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从梅菉迁到茂名县城南皋学舍，主持召开了南路农民代表会议，通过了二五减租和二分纳息，开展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推动了南路农民运动的大发展。黄学增在《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写道：“南路办事处各办事人，只知农民谋利益而奋斗，不知有饥饿……各特派员也常常说不怕饥饿，但怕对农民不住。”中国共产党人把为农民谋求平等的政治地位、解决温饱问题作为奋斗目标。
　　（二）土地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政策
　　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制造“四· 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导致国民大革命失败。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举起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大旗，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部队会师，打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8年底制定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规——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为配合广州起义，中共南路特委在1927年12月15日半夜发动了信宜怀乡起义，成立了南路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信宜县怀乡区苏维埃政府；接着按照广东省委的“广东夏收暴动”计划发动了茂名县沙田暴动、化县五区暴动和夏收暴动，在农村发动农军，每攻下一地必开仓赈民，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兑现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之初，就立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何时何地，不管作战还是平时，都不能侵犯农民百姓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陷入困境的长征路上，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根据地的惠农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强悍的日本侵华军队，国民党军队败掉大半个中国，退守西南。共产党提出到敌占区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敌后游击战，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打击敌人，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就是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敌后根据地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各个根据地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景象。
　　在延安，发生了两次农民遭受雷劈人畜皆亡而怒骂毛泽东的事件。毛泽东听后不让查办农民，而是向边区政府提出精兵简政，机关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做到自供自给。对于农民群众，陕甘宁边区主要采取三大政策，扶助贫雇农发展农业生产。一是减免农业税收负担。以“富有者多出、次有者少出、穷人不出”的原则征收救国公粮，对于贫困群体予以减征和免征。二是发放低利农贷，青苗贷款则采取无息方式，扶助贫雇农开展农业生产。三是开展以工代赈。通过组织贫困农民、难民参加生产劳动，改善解决其窘困境遇。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除了继续采取以上三种方式扶助贫困农民之外，陕甘宁边区还探索实施“移民就食”的方法，进行有计划的灾民迁移安置，由政府发放部分粮食和购置农具的贷款，并对贫困移民免除公粮。
　　（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事斗争的同时，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发布了“五四指示”，1947年10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反封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经过土改运动，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解放军，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后勤。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最后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以及解放海南岛战役都是老百姓、千百船工摆渡划出胜利来的。
　　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改初心，像革命战争时期把农民作为基本力量一样，仍然把农民作为依靠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上全面关心照顾他们。
　　（一）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农村风俗的改善
　　从解放区实行的土地制度改革一直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推广至全国大地。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目的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制度的根基，进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
　　土地改革也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为了满足农民学习文化的迫切需要，各地农村普遍开展文化扫盲运动。1950年全国农民上冬学的达2500万人。1951年上常年夜校农民有1100多万人。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村在校小学生增加了111.8%、中学生增加了186.2%。1951年5月1日新中国颁发了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城乡禁娼禁赌禁毒，就是扫除黄赌毒。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参加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热情高涨，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普遍进行了扫除封建迷信改革、陈规陋习等移风易俗的活动，使闭塞守旧的乡村出现了深入民主改革的新风气和新气象，初显扶贫还扶智的方式。
　　为了解决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农副产品滞销的问题，以及保持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党中央把扩大城乡交流放在1951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位，强调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通过扩大农副产品的收购，到1952年全国农民共获得货币收入127.9亿元，比1950年的87.4亿元增长46.33%，提高了农村购买力，农民手上有钱再用于生产投入，形成了农村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良性循环。粤西和茂名的农民经过与全国一样，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生猪和耕牛饲养量大幅增长，粮食生产也逐年增加。此外，茂名翻身农民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作出的建立华南橡胶基地的重要决策，让出刚分到手的山林，大面积种植橡胶林，为中国的橡胶工业做出贡献，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农村土改以后，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落后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同时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了某种程度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1954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党中央列为三大改造之首位，提倡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1951年9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肯定了农民对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的两种积极性，要求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织。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有重点的发展以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在城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指出了苏联存在的弊端，片面注重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把农民挖得很苦。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党的八大召开为标志，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迅速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八大以后党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进行调整。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一村一社，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队以20户左右为宜，十年内不予变动。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队对组进行按片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这些都是朝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的尝试，也便于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和扶助贫弱等农村公益活动。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
　　（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对贫困农民救治政策
　　1957年底，我国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极大改善。在显著成绩面前又产生了冒进的思潮，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当时“三面红旗”。1958年8月，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年底，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既要负责全社的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也要管理工农商学兵（民兵）等各方面的工作。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管理，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嫁娶、教育医疗等所需的费用都由公社供给。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小商小贩以及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经济社的“大跃进”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加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的衰退和粮棉油收成跌到解放初期水平，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有的农村出现了水肿饿死和饥荒逃难的现象。随后党中央及时召开千人会议等系列会议调整各项政策，在农业政策调整中对农业生产再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为渡过难关，各地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得到地方的默认。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表示赞成，邓小平还用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部高校西迁政策和三线建设为中西部经济产业和智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探索的工作，在以后的党中央决策中得不到支持，在十年文革中农业发展缓慢。虽然中央政策出现不成熟的错误，但是党中央、毛泽东始终把让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当在革命老根据地等贫困地区和农村部分人口突出的贫困状态不能及时改善的时候，中央政府及时发放了全面救济贫困农民的救济粮款，从1950至1954年，国家共发放款项10亿元。人民公社化以后，毛泽东倡议中央政府设立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的专项财政资金，对各地穷社穷队的财政实行无偿投资和农业贷款。这是中共在农村开展的早期扶贫工作。1959至1978年，国家财政安排支援穷队无偿投资125亿元，为发展生产输血的扶贫方式奠定了农村扶贫工作的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
　　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的前提就是要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在开始调整经济时，邓小平就强调要使中国现代化，至少有两个主要特点是要注意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陈云也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一）解决农民温饱问题
　　1978年，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针对严重的农村经济形势，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出“包干到户”，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交给国家、该留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归农民自己。包产到户这些大胆尝试，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从197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到1980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重点户。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成。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顺利发展，推动和保障了城市经济改革，以及后面建立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六五”和“七五”两个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粮食、棉花产量的大幅增长，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也逐步解除城市供给的证票问题，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实现中国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在“九五”计划确定：2000年人均GDP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人均GDP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到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86年国务院专门成立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了331个全国重点贫困县作为“七五”期间的重点扶贫对象。随后中央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推动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在2000年得以基本解决。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的中心任务，在农村提出“帮钱帮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要求，从1994年开始，全国各地派出300多万名机关干部驻乡进村，围绕建设“五个好”的目标要求，连续六年分期分批对后进村党组织进行整顿，着力解决村级组织“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的问题，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态得到明显改善。
　　（二）带领农民奔小康
　　进入21世纪，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1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14.8万个贫困村，并且提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相结合。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中国农民告别了延绵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到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免税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多元，平均减负率达到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同时，采取措施积极构建的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五保供养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工工伤和医疗等社会保险逐步健全，改变了农村无社保的局面。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1479万。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减少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人数的55%，占发展中国家的75%，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为了保证人人奔小康，2011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从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提高到2300元。新标准增长了92%，全国贫困人数和覆盖面从2010年末的2688万人扩大到1.22亿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三保障”的总体目标，确定新一轮扶贫开发的县为包括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与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县，一共达到832个。随着农村全面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到2010年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提前完成，基本实现了“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农家书屋工程从无到有，覆盖84%的行政村，农村基层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明显改善。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年均实际增长8.1%，2010和2011连续两年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
　　五、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贫困问题而精准施策，打响脱贫攻坚战
　　新的扶贫目标增加了扶贫的难度，新时代扶贫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据统计，2012年，全国低于新扶贫标准的人口有9899万人。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宏大目标，2012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看作为奔小康的重要目标，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全面推进贫困县考核机制、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改革，建档立卡、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改革，干部驻村帮扶记录改革，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机制改革，金融扶贫方式，创新社会扶贫参与机制等六项改革，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2015年11月，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脱贫攻坚基本方略。后来，中央及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200多项政策文件，围绕精准扶贫，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搭建了脱贫攻坚的“四梁八柱”，为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支持。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五级书记抓扶贫，中央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在认真抓。2017年的第一次考核就动真格了：22个省（区、市），8个好的，6个中的，8个差的。差的约谈，这一下触动就大了，各地赶快反思，赶紧整改。2013至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2787亿元，年均增长22.7%，2018至2020年累计投入3717.95亿元，比前三年增加33.4%。这些资金还没有包括省市县三级和扶贫单位的投入资金。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并且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继续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摆脱贫困、走上富裕小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条小康道路上，国家兜底、不落下一个人。中国共产党从领袖到基层干部，从机关首长到扶贫干部；从建党初期到革命战争，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立党之初心使命，接续为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而努力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甚至全世界都没有过一个政党和组织能做到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之光荣、社会主义之优越、中国人民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