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辉（市区）
　　孟子是先秦时期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其政治游历和管理思想，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云：“（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母亲抚育成长。其母仉氏，生卒年不可考，以教子有方著称，留下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家教佳话。孟子之家庭环境和一生经历，与孔子颇为相似，其本人对孔子也推崇备至，自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其思想学说继承并开新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至唐代被韩愈列为接续孔子“道统”的关键人物，至元朝则被追封为“亚圣”，成为传统社会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并称“孔孟”。
　　人性论问题是管理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人性的看法不同，采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法也就不同。孟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性善论的代表人物。战国中期，人性问题成为诸家争鸣的一个焦点，有人（如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有人提出“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有人提出“有性善有性不善”论。而孟子则具体论证了他的“性善”观点：“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的性善论，在宋代以后，经过诸大儒的发挥，几乎成为传统社会共同遵奉的正统人性论，以至于幼儿启蒙教材《三字经》开篇即云“人之初，性本善”。这与西方文化从一开头就几乎认定人性为恶很不一样。细细推究，孟子提出性善说，除了受到中华先民“为善救世”的文化潜意识影响，与他母亲对他的良好的熏陶教诲更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民间早有说法：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现代心理学研究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一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童年经历，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对人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作为一个管理者，经常反省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反省自己精神世界的来历和走向，对走出某些心理定势和处世本能，尽量以善意去看待人事和从事管理工作，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宇宙人生，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人父母者，在家庭教育和家庭管理中，尽量多一些善的自觉性，对子女生活得阳光大度、积极向上还是很有益处的。
　　孟子由他的“性善论”，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仁政说”。他的“民本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非常有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如何处理好民生问题放在国家社会的首位，其次是社稷神灵问题，最后才是君王问题，这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和“仁者爱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对于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和统治者，孟子也表现出一些“造反”精神：“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把商纣王这样的暴君称作独夫民贼，认为推翻他是合理的。这在“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还是难能可贵的。就算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对我们做好社会管理工作，反对大资本垄断民生和资本无序扩张，也是颇有启发的。民心向背的问题，是国家政治和社会（企业）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一个国家社会、企业单位，如果管理者为民着想，大家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群策群力，那自然生活幸福指数高，事业大有可为。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他们之间，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点文化上的深层联系？“义利”关系问题也内涵在“仁政说”中。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有什么办法“以利吾国”，孟子则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国君问“利”，孟子答“义”，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是否有“利在义中”的可能？一个领导人、管理者，如果能自作示范，身先士卒，是可以带动集体道义的，如果事事与民争利，那老百姓就离心离德了。孟子甚至对君子士大夫的意志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的“义利”之辩，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对于我们端正生产经营的目的，把握好私利和公益的关系，还有着极大的启示。我们的生产经营，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还是为了个人贪得无厌的逐利之心？如何做到把商业行为的功利效用和社会效用统一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时代问题。总的来说，孟子的“仁政说”、“民本说”、“舍生取义”说，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与“务实”的法家学说比较，是显得比较“务虚”的，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在当时也几乎没有君主接受。但是，后世的政治历史演变，却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以草莽出身的刘邦当了汉皇帝，认为其天下乃“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而儒生陆贾却告诉他：“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刘邦醒悟，遂弃秦之“法治”而采用“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策略，“行仁义，法先圣”，倡导儒学，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儒家由此逐渐取得传统社会官方管理哲学正统地位。而实际上，从历代统治者的管治手段看，“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表法里”也大有事实根据。儒家与法家，务虚与务实，相反相成，相互制约，相得益彰，不妨看作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吊诡之处或辩证之道。再加上道家的阴柔治术，大体上可以看作传统社会统治者管治哲学的“三角结构”，历代有出息的统治者，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兼容运用之。
　　孟子的“尽心说”和“养气说”对管理者提升自我修养也很有借鉴意义。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性者，宇宙人生之本来面目，存心有诚，尽心无伪，则可领悟天性，明了“万物皆备于我”，天人合一，安身立命。而在领悟天性之前，有一个锤炼的过程，要由“小气”变得“大气”，要养出“浩然正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浩然正气”在人格上的体现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人生历练上的体现就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良好的管理者，没有人格的修养和人生的历练是成就不了的。孟子本人理想高远，历练不少，所以他颇为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作为儒家圣贤，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享受着“平凡人”的快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醒我们要培养好管理接班人。
　　儒家政治哲学和管理思想发展到孟子阶段，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推行“王道”之中略有“霸气”，入世的色彩更浓，参政的主动性更强烈，提出的社会治理措施也更具体。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孟子的政治哲学和管理思想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也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苛求他具备今天的人民民主和群众管理观念，要看到他的思想观念为当代管理思想做出了文化精神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