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科幻作家与其说是预言家，不如说是梦想家。
　　这是一个真事：一家出版社收到一名科幻作者的投稿，作者很着急，问能不能今年就出版，出版社问为什么，作者说，我怕这个情节明年就实现了。
　　这种担忧也有“前车之鉴”：《三体II：黑暗森林》中，雷迪亚兹使用的人类最快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500万亿次浮点运算。而就在这本小说出版当年，美国IBM公司就研发出“走鹃”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为1026万亿次浮点运算，速度是科幻小说中的两倍多。
　　那么问题来了：科幻是不是预言，科幻小说中的想象都会成真吗，都成真了科幻小说还怎么写……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飞氘，也是一位科幻作家，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科幻世界》杂志。他在研究中发现，早在20世纪初，凡尔纳的作品已被译介到中国，那时候还是清朝末期，民国读者就已经很熟悉《海底两万里》《从地球到月球》了。
　　“我们经常讨论科幻多么重要，其中一个论据就是科幻小说中的发明在今天已经或者即将实现，凡尔纳的作品就是一个典例，比如潜水艇。”飞氘认为，很多科幻作家与其说是预言家，不如说是梦想家，而且这个梦想带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他表达的是人类经历了科学革命之后的合理想象。
　　比如，100多年前人们开始使用电话，就想象未来电话可以随身携带；电话既然能传递声音，未来就可能传递图像信息。再比如，100多年前人们发明了电影，当时就有人设想，几十年后在家也有一个装置，可以接收“总站”发出的信号看电影。以上想象，均已早早实现。
　　而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们小时候看过的不少科幻小说中的情节，都已经被模糊了科幻的色彩，“经典”的想象显得“平平无奇”。
　　首届“鲲鹏”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长篇小说组一等奖获得者、在校大学生王艺博第一次看了《海底两万里》后，觉得不过是一个讲潜水艇的故事。青年科幻作家王诺诺小时候读的第一篇科幻小说是《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第一部讲到一个电子表，不用上发条，也没有指针，是一个液晶显示器直接显示数字。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普通，这不就是我每天戴的嘛”。
　　“后来知道叶永烈在20世纪70年代预言可视电话，这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想象，与其说多么有预言性和建设性，不如说我们更应该学习老一辈科幻作者的乐观态度，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方便。”王诺诺说。
　　还是有很多科幻小说中的情节目前来看没有成为现实的迹象，比如太空电梯、太阳帆飞船……当然，也有现实发展远远超出想象的：刘慈欣写过一篇《中国太阳》，幻想到2035年时，主人公水娃打工挣到一些钱，就去看房子，售楼小姐告诉他北京的房子一平方米要3500元，水娃大吃一惊，倒吸一口冷气……
　　其实，在宏观层面，科幻对未来的预言有两种，一种是科技悲观论，一种是科技乐观论。前者总是在毁灭世界，后者总是在拯救世界。不仅是对未来科技的想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科幻小说的主题之一：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台风》，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斗争；何夕的《异域》警示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必然要付出代价；王晋康的《替天行道》，讲述了基因技术让落后国家的农民陷入不再拥有种子的窘境……
　　不久前，成都遭遇历史罕见的高温天气，身处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觉得，那正是科幻的好题材，“科幻有太多的方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其中之一，但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关系最为紧密”。对此，凭借短篇小说《夏日永恒》获得首届“鲲鹏”青少年科幻文学奖的徐西岭透露，他正在创作一部新作品，灵感正是从此次成都的热浪中来，希望寻找一种对抗环境灾变的方式。
　　王艺博读过斯蒂芬·金的一本科幻小说《卡车》，讲的就是车辆觉醒、反过来统治人类的故事。现实中的卡车诞生于1896年，《卡车》创作于1972年。现在读到汽车觉醒统治人类，觉得非常可笑，但我们没有资格嘲笑，现在的科幻在写什么呢——人工智能觉醒统治人类。
　　“都是一样的道理。在这个宇宙被探索完之前，科幻都有能写的东西。”王艺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