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樱
　　“走，今天下乡去！”
　　背起摄影包，带上采访笔记本，直奔基层一线的乡镇农村，这已成为我从事公安宣传20多年来的家常便饭。
　　记不清曾下过多少次乡，只知道自己的足迹踏遍了化州20多个乡镇（街道）的山山水水。
　　偶尔在记忆里翻阅，一些难忘的下乡经历和往事，会不自觉地从脑海“蹦”出来。
　　我最早的下乡经历，还是在童年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一家生活在远离家乡的海南岛。父亲在儋县（现儋州市）农业局工作，母亲在农场上班，姐姐已上小学。未到入学年龄的我，只能像根“小尾巴”粘在父亲身旁，由他一边工作一边照看。
　　当年，担任儋县农业系统技术骨干的父亲，经常要下乡到农技站去察看水稻育种等情况，我顺理成章成为他下乡的“小跟班”。
　　每当父亲推起那辆二十八寸的自行车，我就知道“今天又要下乡了”。顶着灼热的阳光，父亲蹬起车子，我紧紧抱住其后背。父女俩穿过县城的柏油马路，再骑行一段长长的沙土路，才来到位于乡村的农技站。
　　到了目的地，父亲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到水田里采样观测水稻生长情况。我就自己留在田埂边，采野花野草，捉虫子捉蝴蝶。当玩累了，偶然抬头张望不见父亲的身影时，我会紧张地大喊：“爸爸！爸爸！”这时，父亲就会从远处的水田中站起来“哎！”的一声回应我，然后让我继续自个玩耍。
　　极目四野尽白花，半天青云半红霞。
　　一晃40多年过去，依然清晰记得那些下乡路上的情景。夕阳西下，沿着禾浪翻滚的田间小道，父亲把归途的车子蹬得飞快，呼呼的风声从我耳边掠过，好不惬意。
　　一晃40多年过去，我也忘不了年轻的父亲，当年在水田里专心致志埋头工作的模样。
　　千禧年前，已参加工作3个年头的我，迎来了第一次的因公下乡。
　　记得那天上午，我们局办公室的王主任对我说：“你这个内勤，不能光知道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填报表。今天，你跟我下趟乡，去感受和了解一下我们公安机关的基层工作。”
　　当年化北的公路崎岖难行。一路颠簸摇晃，未达半途，我就开始晕车呕吐。记得王主任看到我狼狈的样子，还打趣说，“你就是下乡太少，要多点下基层锻炼就不会晕车了。”
　　我们的车子一路走走停停，用了2个多小时，中午时分才来到了80多公里外的宝圩派出所。
　　当我跟着王主任走进派出所时，一时愕然！派出所竟然夹杂在陵江低水桥旁一片破旧的建筑里，狭窄的办公室，昏暗的灯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味道。
　　在这里，我却看到了一群朴实而乐观同事，他们扎根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不喊苦不叫累，让初出茅庐的我深感敬佩。
　　没过多久，宝圩派出所就搬到了宽敞明亮的办公楼新址，办公条件和民警们的生活条件焕然一新。
　　我也逐渐习惯“下乡”。从海南返乡一直生活在化州城区的我，以前对化北、化南、化中、化东、化西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眨眼就走遍20多个乡镇。特别是在宣传工作安排特别繁忙的时候，一年几乎要把所有乡镇都走上二三遍。只是，再难走再辛苦的路，我也不会晕车了。
　　前两年，那一趟下乡的追赃路，让我体验了一把苦乐交集又满怀感动的经历。
　　2020年11月初，我跟踪采访一宗盗窃生猪团伙案件，跟着刑警队的同事们，直奔与广西毗邻的化北山区追赃。
　　当天上午，我们从城区出发，走过了高速路、国道、省道、乡道、村道、山路、无路之路，钻进了警车差点爬不上的深山里，顶着星光穿行在乡间小道上，横跨“两广”多个乡镇，跋涉400多公里，一共起获了24头活蹦乱跳的被盗生猪。
　　当天深夜，我们才回到平定镇新城广场的返赃现场。赶到现场的10多名失主，在民警的指引下，认领自家失而复得的“猪宝贝”。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掌声不时传出。
　　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下乡前，刑警队同事说的一番话：“案子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把生猪追回来，返还给失主。这是今天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