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柳纤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性部署,深刻厘清了党的自我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内在逻辑,彻底打破了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相互割裂的片面认知。全会明确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破解治理难题、夯实执政根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指明了实践路径。立足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不再是局限于党内的封闭式建设,而是贯通党政体系、下沉基层一线、覆盖社会全域的系统性变革。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多元交织、跨域风险叠加频发的关键阶段,基层治理协同不畅、民生响应滞后、长效治理不足等问题逐步凸显。实践证明,唯有以常态化自我革命建强队伍、理顺机制、破除堵点,才能持续优化治理生态,走好中国式社会善治之路。
一、理论溯源:自我革命是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特质
自我革命赋能基层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本土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也是区别于西方治理模式的根本优势。西方传统治理理论以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为核心,侧重社会自治与权力制衡,忽视了执政党引领统筹的决定性作用,无法适配我国集中统一领导的治理体系和发展实际。
党建引领是中国式社会治理最鲜明的底色,治理成效的好坏、民生福祉的厚薄,根本取决于我们党能否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着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是提升治理能力的根本保障。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通过正风肃纪、固本培元、凝心铸魂,靶向纠治本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治理顽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立场。这种“党内净化带动全域提升”的独特机制,有效突破了单一行政管控、碎片化治理的固有局限,能够统筹政府、社会、群众等各方资源,凝聚多元治理合力。
全国多地推进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建设,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现实落地。各地依托党组织统筹辖区机关、学校、医疗机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打破隶属壁垒,推动治理资源跨部门整合,改变过去各主体分头行动、协同乏力的局面。茂名也同步推行这套区域化党建机制,依托“双报到”把驻区单位、“两新”组织纳入共建体系,以党组织统筹消解部门壁垒,为观察自我革命重塑治理组织关系,提供一处可近距离观测的地方样本。
二、实践纠偏:以自我革命破除基层治理结构性堵点
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依托条块分割的行政模式运行,专业化治理优势显著,但也形
成了协同壁垒、权责脱节的惯性短板,催生了重痕迹轻实效、重管
控轻服务、重政绩轻民生的治理偏差,大量民生小事陷入“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的治理困境,成为制约基层善治的突出瓶颈。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治,明确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破解治理痛点、完善治理体系。广西北海老旧小区治理,是自我革命推动基层治理提质的全国典型案例。当地以作风整治破除部门本位壁垒,搭建市域网格化统一指挥平台,闭环整改51个小区路灯亮化、飞线整治等民生顽疾,惠及群众近9万人,实现作风整改带动治理升级。
类似实践在全国持续铺开。不少城市针对群众反复投诉的管线混乱、物业失管、占道经营等跨部门难题,依托作风专项整治推动多部门联审联办,把分散在住建、城管、消防、民政的权责纳入统一处置流程。与此同时,全国持续推进基层“小微权力”监督,聚焦农村集体“三资”、惠农补贴、工程项目等领域,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清理长期悬置的资源纠纷,打通政策落地的“中梗阻”,把作风整治成果转化为常态化治理制度。
三、固本守底:以自我革命筑牢风险治理安全屏障
当前基层治理进入风险叠加、矛盾交织的复杂阶段,民生纠纷、安全隐患、网络舆情、社会矛盾相互传导,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扩散性持续增强,对基层干部的研判能力、担当精神、处置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考验着基层治理的系统性与稳定性。
自我革命,是对干部思想、作风、履职能力的全方位淬炼,是筑牢基层安全稳定防线的根本性抓手。针对基层治理中部分干部存在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责心态、遇事推诿回避、畏难躺平的不作为风气,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以严的基调压实层级治理责任,督促干部主动直面深层矛盾、敢于攻坚治理难题。
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责任压实推动风险关口前移。浙江不少县域构建起网格化前置排查、分级调解、联动处置链条,推动土地权属、劳资、邻里纠纷尽可能在镇村层级化解;面对安全生产、城乡消防、流动人口管理等动态风险,多地借助专项督查、责任倒查倒逼干部走出办公室,从被动接诉转向主动巡访。茂名依托“好心网格”,把矛盾调解、隐患排查嵌入日常网格运转,也是全国这一治理潮流中的微观缩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压缩利益勾兑对公共决策的干扰,保障资源分配、项目实施、纠纷调处公平公正,逐步构建源头防控、多方协同、依法处置的风险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基层抵御冲击、化解矛盾的治理韧性。
四、生态重塑:严管厚爱并举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推进自我革命、优化治理生态,关键要把握好从严管理与鼓励担当的辩证关系,杜绝“严管束缚干事”的认知偏差,实现守牢底线与大胆创新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释放基层治理活力。
全面从严治党不是简单约束管控,而是端正干事导向、划清履职底线、净化政治生态。落实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必须精准用好“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正向激励、澄清正名机制,优化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决纠治重台账、重留痕、轻实绩的形式主义考核问题。
全国多个省份出台配套细则,厘清改革探索中的失误边界,为敢于开拓的基层干部澄清正名,打消“怕出错、怕问责”的顾虑。在这一导向之下,各地涌现多样化治理创新:有的地方搭建群众议事平台,引导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方案表决;有的地方引入社会工作力量,完善特殊群体常态化探访帮扶机制;还有地方简化基层报表台账,把干部从繁复材料工作中释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向一线服务。约束与激励双向配套,让基层探索拥有稳定预期,持续激发治理创新活力。
结语
从长远来看,自我革命兼具制度完善与价值凝聚的双重价值,是塑造优良治理生态、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法宝。优良的基层治理生态,既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支撑,更需要深厚的民心共识凝聚。党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坚定实践,是最具说服力的公信力示范,能够持续凝聚民心、汇聚民力。
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以自我革命抓实作风纠偏、理顺协同机制、激发干事活力,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破解社会转型期治理难题,加快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层治理根基。
(作者单位:中共茂名市委党校)
编辑:李仁娟
一审:温 国
二审:黄昌明
终审:李黔
来源:茂名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