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瀚文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系统部署,强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这一重要部署,既指明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方向,也为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公共治理效能,不仅取决于资源投入和技术条件,更取决于权力运行是否规范、组织体系是否有力、政策执行是否一贯、干部履职是否担当。对茂名而言,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不能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仅仅理解为党内事务,而应将其放到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强基层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中来认识,着力打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链条,以制度之严促治理之善,以干部之范带社会之序。
一、立规以固本,治党以强身:在自我革命中夯实公共治理的制度根基
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科学理论、严密组织和严明纪律作为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抽象的政治品质,而要具体体现为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公共利益的切实维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揭示的正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相互贯通的内在规律。
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既有联系,又有侧重。制度治党,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方面建设,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管权治吏、强基固本;依规治党,强调以党章为根本、以党内法规制度为依据,规范党组织和党员行为,保障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制度轨道上运行。前者突出整体性、系统性,后者突出规范性、法治性,二者相互支撑、内在统一。
从公共治理理论看,制度具有明确权责、稳定预期、降低协调成本、约束自由裁量的重要功能。茂名城乡区域广阔,基层治理事项多、关联主体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村级工程建设、便民政务服务等工作都直接面对群众。如果权责边界模糊,就容易出现多头管理与无人负责并存;如果决策程序虚化,就容易以经验代替论证、以少数意见代替群众意愿;如果监督链条断档,就可能使小问题积累为大风险。
同时也要看到,制度优势不会自动生成治理效能。制度数量多,不等于制度体系优;条文规定严,不等于执行落点实。只有推动立规、执规、督规、评规相互贯通,把制度要求嵌入决策流程、岗位职责和干部日常行为,才能完成从“有制度”到“制度有效”的关键跃迁。
二、明责以畅行,执规以提效:在权力规范中打通治理效能的转化链条
一是明责定界,推动“多头管理”向“协同办理”转变。公共治理中的许多低效,并非干部不努力,而是职责交叉、流程不畅、条块分割所致。制度治党通过压实责任、规范程序、强化督办,把党的领导贯穿统筹协调、任务分解、督促落实全过程,有助于将分散的治理力量组织起来。
茂名市12345热线在公开报道的实践中,将热线与“数字城管”融合建设,实行“一号对外、统一受理、分类处置、按责转办,马上就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统一考核”机制,并建立热线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疑难复杂问题。这一做法的治理价值,不只是增加一个诉求入口,更在于以统一受理识别问题、以按责转办明确责任、以跟踪督办防止空转,使群众诉求由“找部门”转变为部门按制度“接问题”。
二是问需于民,推动“单向决策”向“协商共议”转变。科学决策是有效治理的起点。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是以程序影响效率,而是以充分论证减少决策反复,以集体把关降低公共风险。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既要在决策前充分听取意见,也要在执行中及时反馈情况,使群众从治理结果的接受者转变为治理过程的参与者。
茂南区探索“庭院党建+”治理模式,通过“微心愿”平台、庭院长电话、民意信箱等渠道收集群众诉求,定期组织院落议事;对庭院内难以解决的问题,由庭院长逐级反映、行业部门统筹落实,形成“收集—协商—落实—反馈”的治理闭环。“小板凳”议的是群众身边事,体现的是基层治理大逻辑:协商越充分,政策与群众需求就越契合;程序越规范,决策执行的社会基础就越坚实。
三是公开晒权,推动“事后纠偏”向“全程防控”转变。公共权力越接近基层,越直接关联群众切身利益;权力事项越具体,越需要清晰可操作的运行规范。制约权力不能只有原则要求,还要把原则转化为流程,把流程转化为记录,把记录转化为可核查、可追责的监督依据。
信宜市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牵头组织财政、农业农村、审计等部门开展清查,逐村建立管理台账;针对超长期、低价位、程序违规等问题合同,推动依法依规纠正或终止,并依托“三资”管理平台和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促进闲置资产资源“阳光流转”。这一实践表明,监督不能止于查处个案,更要由案件暴露的问题追溯制度漏洞,以清查摸清底数、以台账固定责任、以公开压缩暗箱操作空间,实现查处一案、规范一域、治理一片。
四是严管厚爱,推动“被动避责”向“主动担责”转变。制度治党既要防止乱作为,也要治理不作为;既要划出不可逾越的底线,也要明确可以担当的空间。如果把从严管理简单等同于层层追责,把程序规范异化为事事留痕,就可能使干部形成“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消极预期。
茂名滨海新区出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与村(社区)干部奖励待遇挂钩指导意见,建立“集体增收—干部奖励—群众受益”联动机制,并常态化推行村级组织向党组织报告制度。这一探索说明,科学制度既要问“有没有违规”,也要问“有没有担当”;既要形成约束,也要激发动力。同时,激励机制不能简单唯收入、唯指标,还应把程序合规、群众受益、风险可控纳入评价,防止正向激励异化为短期行为。
三、党风以促政风,党治以助善治:在示范引领中释放制度建设的外溢效应
制度治党的外溢效应,不是党内法规适用范围的简单扩张,更不是以规代法,而是通过组织贯通、纪法衔接、干部示范和价值引领,将党内形成的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传导到公共治理领域。
其一,以组织贯通释放执行效应。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能够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层级清晰、责任明确的行动方案。推进“百千万工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都需要跨层级调度资源、跨部门整合力量。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越强,越能减少政策传导中的衰减,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服务下倾,使政策执行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其二,以纪法衔接释放法治效应。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更好深入民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尊规学规守规用规,能够在履职中形成先问依据、再走程序、主动接受监督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延伸到哪里,依法行政的要求就更容易落实到哪里。要把依法决策作为党内民主与法治程序相衔接的重要环节,防止以集体研究代替合法审查、以领导要求代替法定程序,推动制度权威与法律权威相互促进。
其三,以严实作风释放服务效应。作风问题不仅是形象问题,也是效率问题和成本问题。少一些重复报表,基层就多一些走访群众的时间;少一些推诿扯皮,群众就少一些办事成本;少一些被动等待,治理就多一些主动发现。评价作风建设成效,不能只看开了多少会议、制定多少文件,而要看干部是否深入一线、问题是否真正解决、群众是否可感可及。
其四,以价值示范释放信任效应。公共治理的深层基础是社会信任。群众评价制度,不仅看文本是否严密,更看执行是否公平;不仅看干部说了什么,更看权力如何运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能够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公共规则,进而增强群众参与治理、配合治理的意愿。
茂南区公馆镇将红白理事会作为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抓手,把相关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婚丧嫁娶新风,并以“好心网格”、党群志愿服务等方式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这说明,党内制度规范对社会的引领,既表现为干部依法办事、廉洁用权,也表现为以良好党风政风涵养文明乡风,把“好心茂名”的价值倡导转化为邻里互助、协商共治的社会行动。
四、守正以立制,创新以赋能:在知行合一中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立规贵在系统集成,不能“只增不优”。应围绕农村集体“三资”、村级工程、行政执法、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对照上位法规制度做好配套衔接,及时清理相互冲突、脱离实际、重复交叉的规定。既防止制度空白,也防止制度过密;既保持必要稳定,也增强制度适应性,使各项制度目标一致、边界清晰、衔接顺畅。
执规重在以上率下,不能“上严下宽”。“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应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和议事决策规则,带头接受监督,带头破除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只凭惯例不守制度的潜规则。对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应及时纠正;对有规不依、执规不严造成后果的,应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真正让制度长牙、带电。
监督旨在闭环纠偏,不能“一查了之”。应推动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贯通协调,把监督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完善制度的依据。数字技术可以提高风险预警和流程追踪能力,但不能以线上留痕代替实际成效,更不能借数字赋能增加基层负担。评价制度执行,最终要看权力是否规范、问题是否解决、群众是否满意。
制度成熟定型是一个过程,制度效能释放更是一个持续实践的过程。坚持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贯通发力,坚持以严的基调规范权力、以实的导向激励担当、以为民成效检验执行,就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茂名公共治理效能,为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茂名市委党校)
编辑:关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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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茂名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