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本森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父亲用卖木材攒下的钱，买回了一台收音机。墨绿色机壳透着沉稳的质感，银亮旋钮转起来带着细碎的“咔嗒”声，巴掌大的喇叭蒙着细密纱布，往堂屋八仙桌上一放，再到屋后用木杆架起长长的天线，“滋滋”几声后，广播与歌声便裹着烟火气漫了满院，整天都不停歇。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台收音机成了我们全大队独一份的“稀罕物”——在此之前，村里人只听过“收音机”的名字，从没人见过真容，更没人敢想，普通农户家也能摆上这样一件“宝贝”，稀奇劲儿传遍了十里八乡。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没几天，东邻西舍的乡亲就揣着炒瓜子、拎着小板凳涌来了，堂屋挤得转不开身，门槛上、院子里也坐满了人，连墙根下都靠着几位老人。父亲攥着电源插头，动作格外小心，插上电后，指尖捏着旋钮轻轻转动。“滋滋”的电流声渐渐淡去，清晰的歌声突然飘了出来，喧闹的院子瞬间静了，连孩子们攥着瓜子的手都停了，嬉闹声全没了。有人忍不住抬起手，想去摸一摸光滑的机壳，可刚伸到半空又缩了缩，怕碰坏了，最后只轻轻碰了下蒙着纱布的喇叭，眼里满是藏不住的新奇。
后来村里谁家办喜事、做寿酒，总要提前几天来家里请父亲，语气格外客气：“大兄弟，到时候把收音机扛过去呗，让大伙沾沾喜气，也听听新鲜！”父亲从不会推辞，每次都提前把收音机擦得锃亮，连旋钮缝隙里的灰都擦得干干净净，再找块洗得发白的蓝布仔细包好，扛在肩上往人家院子走。一路上，总有半大的孩子蹦蹦跳跳跟在后面，围着父亲叽叽喳喳问“今天能听《红灯记》不”“能听到杨子荣的戏不”，父亲就笑着点头，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几分。到了地方，收音机一摆，《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对白一响，院子里的热闹劲儿立马翻了倍，主人家脸上也格外有光彩，忙着给父亲递烟倒茶，敬为上宾。
我记事起，那台收音机就成了我的“专属玩伴”。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搬个小凳子凑到八仙桌前，仰着脑袋等父亲拧开开关。我最爱听的，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唱段，还有《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的对白，听得多了，连每一句台词都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有时候父亲在地里干活，我就趁着没人，偷偷搬来凳子，踮着脚够到电源，自己拧开收音机，跟着里面的调子哼得入迷，连母亲喊吃饭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些从收音机里飘出的故事与唱段，像一颗带着温度的种子，悄悄落在了我心里。上初中时，学校要组建宣传队，我突然生出了写剧本的念头——把听来的革命故事，加上自己琢磨的小情节，一笔一划写在泛黄的作文本上，连课间十分钟都在低头修改。没想到，我写的《训练场上》《送报员》两个小剧本，真的被宣传队选中了。演出那天，演员们穿着简单的戏服，在学校的操场上念出我写的台词，我站在后台，攥着衣角看着台上，心里又紧张又骄傲，连手心都出了汗。
后来我进了公社文化站工作，对编剧的热爱也越发浓烈，开始试着给杂志投稿。每当收到刊登通知，或是剧本得了奖，我总会想起那台收音机。每次坐在书桌前构思情节，耳边总会隐约响起“滋滋”的电流声，想起父亲擦收音机时专注的模样，想起院子里乡亲们围着收音机、眼神发亮的神情——那些画面，成了我创作时最温暖的底气。
如今那台收音机早已不知所踪，只留下一段鲜活的记忆。但它像一座架在岁月里的桥，一头连着六十年代的烟火日常，一头牵着我对文字的热爱。我清楚地知道，后来我走的每一步与编剧相关的路，都始于当年那台收音机里，那些打动人心的故事。是父亲的那台收音机，悄悄点亮了我对戏剧创作的启蒙，如今想起来，依旧记忆犹新，仿佛那熟悉的歌声与台词，还在耳边回响，经久不息。
编辑：葛伟宇
初审：温 国
终审：何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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