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小颖
“老师，重阳节一定要写登高吗？”下课铃响前，一个穿工装实训服的学生，一边收拾电工课本一边问我，语气里带着犹豫。仿佛在他眼中，这个古老节日与手边的螺丝刀、电路图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薄膜。“不写登高插茱萸也行。”我笑了笑，“你可以写写昨天给父母打的电话，记忆里阿婆蒸的松糕，甚至你现在最想为家里老人做的一件事。”
记忆里的重阳，是从祖母的灶台开始的。蒸笼整夜吐着白雾，糯米香混着柴火气，把老屋熏得暖烘烘的。
晨光里的宝山公园，街角刚出炉的拖罗饼，祖母灶台蒸腾的白雾——这些记忆像化州橘红的经络，早已长进我的血脉里。
这些年见过不少热闹节庆，却始终觉得，化州的重阳最是熨帖。它不在喧闹的排场里，而在邻居相赠松糕时眼角的笑纹中，在罗江秋夜那轮特别清朗的月光下。
这份独有的温情，胜过世间所有华丽的仪式，让我年年此时，总要一遍遍回想。
三十三年了，粉笔灰沾在袖口的感觉还像昨天一样真切。
那是我从师范毕业的头一个秋天，分配在化州南隅的乡镇中学。教室的窗总也关不严，山风裹着稻梗焚烧的气息灌进来。重阳前后，远山一层层地染上赭色，村民们挎着竹篮，沿着山脊线缓缓移动，像去赴一个千年的约。
那些年的重阳，总有学生悄悄在我桌上放些心意——还沾着泥的花生，带着露水的番石榴。阿强塞给我两个橘红果，小声说：“老师，重阳该吃这个的。”手指还带着果园的清冽。
晨读时，他们用化州土话念诗，平仄跑调得可爱。我站在讲台上忽然明白：我教他们平仄对仗，他们却教会我，诗不在书里，在刚摘的橘红果上，在沾着泥土的花生里。
后来，我走进了电大的天地。彼时的电大，本身便是一个小小的江湖，容纳着中职的学子与求知的成人。我的重阳，开始变得复杂。与成年学生论及“悲秋”，字句背后，是他们具体的人生况味。
那跑运输的电大学员，有天下课追出来，在走廊昏暗的灯下叫住我。
“劳老师，”他声音有些哑，“你讲的‘月是故乡明’，我懂。”他说半夜开车经过老家村口，总看见有盏灯亮着。“就那一点光，让人知道还在回家的路上。”
这个被风吹日晒磨糙了脸的汉子，说完这话，眼神一下子软了下来。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2013年，电大、职中、技校、化师四校合并，全部搬到下郭区新建的学校。学校挂着两块牌子——同一座校园，两重天地。我的身份，也随之在职校语文教师与开放大学文学教师之间自如转换。
在职校的语文课上，面对这些即将与机械图纸、电路板打交道的年轻人，我试着把重阳化进生活里。问他们：“除了登高，还能为老人做些什么？”答案格外实在——修好漏电的插座，教会视频通话，或是默默记下爷爷奶奶爱吃的菜。
那篇《化州的秋味》发表后，几个学生犹犹豫豫地围过来。“老师，”一个女生小声说，“我奶奶也会做这种松糕。”她顿了顿：“可我们这辈，没人学得会了。”
这话像颗种子，悄悄发了芽。后来便有了“寻味化州”的活动——让孩子们回去跟长辈学做那些快要失传的糕点。最让我触动的是那个学厨艺的男生，他竟把阿婆凭感觉的手艺，一一换算成精确的克数与分钟。
实训室里，蒸笼的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孩子们年轻的脸庞。我忽然明白，所谓文脉相传，不过就是让老味道在新厨房里继续飘香。
周末的开放大学课堂总是格外安静。台下的学生大多人到中年，指尖还留着劳作的印记。那天讲到“莼鲈之思”，话音未落，就看见好些人轻轻点头——这些常年在珠三角打工的游子，眼神里都藏着一条回家的路。
下课了，那个在东莞打工二十年的学员迟迟不走。他嗫嚅着：“万里悲秋常作客，说的就是我们啊。”暮色里，他转身赶最后一班去工厂的车。
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门口，忽然明白：诗词不是尘封的老古董。当它在异乡人的叹息里复活，便成了照亮现实的光。
重阳又到了，我带中职烹饪班学生去了城里最后一家老糕饼铺。七十多岁的老师傅手还是那么稳，糯米在他指间翻飞，蒸汽朦胧了皱纹。
有个学生看了很久，轻声说：“我奶奶也会这些，她总说没人愿意学了。”
作坊里热气袅袅，他那句话，沉甸甸地落进每个人心里。
回去的路上，学生们格外安静。我知道，此次的见闻正在他们心中发酵。
回到学校，我接到一个特别的电话。是二十多年前在电大教过的学生，现在在广州工作。他说每年重阳都会想起我教的诗，想起化州的拖罗饼。今年不能回家，特意托我代他买一些送给家里的老人。
挂了电话，窗外的罗江还在静静地流。三十三年了，我从乡镇教到县城，粉笔灰染白了双鬓，也看着一代代化州人，在机器的轰鸣声里悄悄守护着什么。
秋风捎来实训车间的金属声响，那个问我问题的学生正伏案写字。我知道他写不出“遍插茱萸”的句子，但他笔下奶奶的松糕、父亲的叮嘱，何尝不是另一种诗篇。
粉笔灰落在教案本上，细白的一层。年年重阳，都是这般模样。
此刻浮现在眼前的，不是古人诗句，而是化州老街刚出笼的松糕热气，是学生听讲时微蹙的眉，是那些悄然传递了千百年的心意。
这便是我——一个教书人的重阳了。
编辑：葛伟宇
初审：温 国
终审：黄昌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