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火权
在茂名市冼夫人研究界，陈祖辉撰写的《冼夫人问题考见》一书，以其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引用的丰富史料，对冼夫人故里、墓地、高凉历史沿革，以及与冼夫人相关存在争议的问题展开论述，对冼夫人研究中的诸多难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冼夫人的基础性专业书。陈祖辉是我市冼夫人研究界的前辈，其研究冼夫人开展得比较早，这本书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后来的研究者很少见得到这本书；也由于陈祖辉对个人宣传比较少，其生平简况等相关资料在网络上也难以查找。经询问我市一些冼夫人研究前辈和他的亲属，才了解到陈祖辉是电白区水东镇人，1935年7月出生，1952年参加工作，早年在电白县文化馆从事文化艺术编辑工作，中晚年专事党史地志以及冼夫人的研究，曾担任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编写科科长、助理研究员、茂名诗社副社长等职务，2002年5月因病去世。一位写出这样一本很有见地的冼夫人研究专著的前辈，一位非常有个性特点，且对冼夫人研究下了这么多功夫并有很深造诣的研究专家，不应被时间冲淡或埋没；而应该经常被人提起，被人们记住，特别是他在冼夫人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应被充分肯定和传扬。正是基于此，本文就其专著作简要述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陈祖辉及其专著的影响和作用。
一、做好基础研究，考见问题针对性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冼夫人问题考见》是一本有关冼夫人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专著，其主要特点就是针对性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社会上正兴起冼夫人研究的时候，各种论题纷纷出笼，有些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有关高凉在何处？冼夫人究竟是哪里人？各地的专家学者都拿出其手中各自证据，写文章、作报告、开研讨会。其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一时真假难辨，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由于各地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因而一些研究者或研究机构便兼收并蓄。如关于冼夫人故里，就有“高州说”、“电白说”、“阳江说”并立，宣传文化部门编选相关冼夫人书籍或撰写介绍文章，在谈到冼夫人故里时，不是回避不谈，就是虚化处理，又或者兼取众说，以求取得平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祖辉以自己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加上通读正史和各种地方史志，参阅其他相关资料，对社会上关于冼夫人的一些争议性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对于了解有关冼夫人的基本情况，避免以讹传讹，看清历史原貌，对开展冼夫人研究大有裨益。正如作者在绪言中所说，“这本小书所写的，就是我这十五年来对主要问题的浅陋考查所得”，“其目的是弄清史实”。正如原电白县文化馆馆长朱振文在序言中讲到，自1982年陈祖辉在电白开展文物普查时便萌发写《冼夫人问题考见》一书的念头，“旨在令人们看到更多的历史文物，对冼夫人的故里、坟墓和在电白的活动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冼夫人问题考见》一书针对冼夫人故里、墓地、娘娘庙以及与冼夫人相关的十五个问题，一一展开论述。这十五个问题大致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至第三个问题可以归为第一部分，也就是有关故里、墓地及娘娘庙的相关问题。其中故里及墓地是重点内容，也是作者在其中调查研究花时间最多，引述资料也最多。通过对比，突出说明电白县电城镇山兜丁村是冼夫人故里。第四至第七个问题是第二部分，对冼夫人相关问题有针对性地解惑释疑，包括冼夫人的姓和名，出生年份和寿年，以及冼夫人封号的问题等。比如冼夫人的姓，现在一般都写作“冼”，这是惯例和约定俗成，“洗”“冼”已通用；而陈祖辉坚持用“洗”，认为“‘冼’实不是洗氏的本姓字。今人冼氏用之无不可，用于谯国夫人则实属不当！”可见其研究的深入和性格上的坚持与执拗。第八至第十三个问题为第三部分，主要就有关冼夫人及其兄长、后裔的活动区域进行探究。如梁代高州在何处？冼夫人之兄冼挺担任“南梁州刺史”的“南梁州”又在什么地方，还有冯家村始建人问题，“古良德今电白”又有什么来历等。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都很准确，但都提出了自己的探索意见。第十四和第十五个问题是第四部分，就仪克中的冼墓诗和苏轼的“冼庙”诗写作地点作探讨，认定仪克中写的冼墓是山兜隋谯国夫人冼氏墓，而不是其他地方的墓地；苏轼的诗是在海南儋州所写，他并没有路过高凉山，自然也就没有“题高凉冼庙诗”。书的最后一部分是附录，把高凉的来历、沿革及茂名各县、市的历史沿革作了考证和交待。
二、重视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留下宝贵的记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用在陈祖辉《冼夫人问题考见》这本书上最恰当不过。
陈祖辉萌发写书的念头在做文物普查时就产生，而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很多都是他经实地调查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为后来者研究冼夫人留下难得的珍贵史料。如对山兜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的考察调查，他先后去过6次。最早一次是1966年因公去山兜，“当时没见到墓碑，只见到路旁有几段很突兀之夯土围墙，感到怪异”，当时他并没有考古目的，因而走近墙边量一量，估计约有大半米，这是留下比较早的调查材料。第二次是1983年，是带着专门文物普查的目的而去，因而看得比较细，对当时的墓地简况、石柱础、赑屃等都有较细致的介绍。“志载的赑屃，则依然欹埋土中”，“小菜园这个地方当是坟堆”。很有文物价值的墓碑，“在电城文化站站长吴天成的协助下，又在一农民柴房里找到了特克星阿的这一块‘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碑”，而且注释说明，保护石碑的村民叫黎志民。如果不是陈祖辉实地调查并作详细的记录，发掘、收集冼氏墓文物这段珍贵的历史，年深日久，也就很难再流传下来。第三次是为1983年12月全国性的冼夫人学术交流会作准备，当时，为了方便与会代表参观，专门请了五位村民“沿墓城墙基，披荆斩棘，劈出一条走道，使考查者能踏着墓城墙基，绕行墓城一周”，当年冼夫人墓地荒野的情况可见一斑。把今天冼夫人故里景区墓园的新貌与之前境况一对比，就知道为了保护和开发故里景区，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变化是如此之大。后来他还有去过三次实地考察，并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记述。
又如，对冼夫人的故里丁村，陈祖辉曾去过4次，详细考查丁村的自然风貌，并把丁村的地理环境，与《越绝书》中所载的越人“水行而山止”的生活环境结合起来，证明丁村确是冼夫人故里。此外，还对霞洞镇进行了两个月的普查，对冯盎后人的墓葬，石船石篙等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从中得出调查结果。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对墓碑的相关记述，当年是陈祖辉“雇人用双轮板车拉回镇政府里”，并花时间辨认出石碑上的字，这些都很有文物考古价值。
在调查过程中，陈祖辉边调查边记录，同时作出思考。他带队在电白各地做文物普查，登山涉水，走遍了电白每一个留存有遗迹的地方。朱振文在序言中对他进行文物普查有生动的记载，“一天他在马踏镇郊南四里发现了古连江郡郡址，喜得手舞足蹈，因为连江郡即唐代高凉郡的治所所在地，这对研究冼夫人故里、坟墓和在电白的活动事迹，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把身心沉浸进去，努力把一件事做好，陈祖辉这本书是从调查研究中来，是深入一线收集、调查、整理文物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这对冼夫人相关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确实有其独特的作用。
三、引用典籍和地方史料，做到言之成理，所得结论有其根据
做学问，写研究专著，行万里路重要，读万卷书也重要。陈祖辉为了写好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和地方史料，确保撰写的文章言之成理、言之有据。
为了充分说明冼夫人故里在电城镇山兜丁村，引用的地方志史料比较多，清代至民国的《电白县志》四部，每部都有清楚记录，如清康熙《电白县志》载，“山兜娘娘庙，即冼夫人庙，在丁村，乃夫人毓秀之地。”引用明、清《高州府志》四部，如光绪《高州府志》载，“电白县，谯国夫人故里，在县北十里山兜乡丁村。”还有多部《广东通志》的记载，以及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资料。为了弄清高凉县、郡的来历和变迁，引用的正史就有《汉书》《宋书》，以及《元丰九域志》《广东通志》《茂名县志稿》及《读史方舆纪要》等，得出结论“于此可见，高凉之得名是因地，不是因山”。同样，关于山兜“隋谯国夫人冼氏墓”问题，为了言之有据，引述的史料就更多，从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载“电白县，冼氏墓”，明代的《广舆记》，到清代的《广东考古辑要》都有明确记载，“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电白县山兜，遗址犹存。”省通志、地方府志、县志的记载尤其详细具体，如万历《高州府志》载，“电白县，诚敬夫人冼氏墓”，道光《电白县志》载“谯国夫人墓，在县北十里山兜娘娘庙后，土茔周围数十丈，碑佚，赑屃犹存。”这样把历代的史志资料一一列举，就很有说服力，是他博览群书、治学严谨的具体体现。也列举了一些有不同说法的记载，但一一给予说明，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通过引述考古专家麦英豪的话，“在岭南，除了南越王赵陀，唯有冼夫人这么高的封号才能相配。”确切认定墓主身份是冼夫人。
在整本书中，引述史籍和相关资料是非常多的。如关于“石龙太夫人”问题，引述《隋书》《北史》来分析，认为“陈代实未有‘石龙’”，得出结论，“由是观之，当以《北史》‘高凉郡太夫人’为对。”关于“南梁州”在何处，霞洞是不是“古良德”？引用明代化州人陈鉴《蒋节母吴硕人传》中的话，“最著者古良德今电白冯宝妻冼太夫人，乃古石龙今化州大首领冼挺之妹。”因而分析冼挺担任的是“罗州刺史”，而“霞洞”则为“古良德今电白”之地，虽然这些考证还缺乏充足的理由，但也言之有据。在分析“古良德今电白”相关问题时，把在霞洞的“良德”和唐代的“良德县”区分开来。并实事求是地说明，今“霞洞镇”在唐代既不是良德县的治地，也不属于良德县的辖地。引用霞洞出土之许敬宗女许夫人墓碑的记载，“霞洞属于南巴县”，“这表明根本说不上是良德县的辖地”，这些都是切合实际的。虽然陈祖辉在书中也说明霞洞冯家村是由冯盎所建，并因泷州的良德县来属高州，于是保留良德县，而把在霞洞的“良德”改为下浮里，“其时，下浮里属南巴县”，虽说有些牵强，但总体来说有理有据，能自圆其说。
在附录的第二部分“郡县沿革”，引述的史志资料特别多，对历史地名如“高凉”、“良德”作出分析，把高凉县、高凉郡、古高州的来历、变迁做了详细考证。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今阳江城北大八古城村置高凉县，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高州府被撤，总结“高凉，自县为郡、为州、为路、为府，治址七易，中心两移。至此结束历史使命。存世时间二千零二十二年。”对良德，则分析其南北朝陈代始置时叫务德，隋改为良德，先属泷州，后属永熙郡，唐初才属高州。对化州市、信宜市、高州市、电白县和茂名市的来历、沿革也作了考证说明。如化州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辨州又改名化州”，信宜市，“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为避太宗光义讳，改信义为信宜。”对各个地方的来历都考证清楚，有普及地方史知识的作用。
其实，陈祖辉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对一些研究者的言论进行批评、驳斥，指出其证据之不足，论说不能成立。如对冼夫人故里的“高州说”、“阳江说”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和论述。如针对一些学者对山兜冼夫人故里提出的疑问，“如果认定这地方为冼夫人故里，但在方圆百里的地域内，都找不到一个冼氏居民，没有留下任何‘世居南越’的痕迹时，这是不可能的。”直至现在仍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对这个问题，陈祖辉是怎样解释的呢？他摆事实，讲道理，认为“世事沧桑，人事苍狗”，即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不可以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而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世间万事万物。指出“一场天灾，一次人祸或一项需要，等等，使一条村庄，一座城池，甚至一个国家，沦为废圩，古今可见。国如楼兰、县如良德，莫不如是。”又如对高州冯婆岭有冼夫人墓的说法，引用1996年3月13日《茂名日报》的报道，明确该墓是“冯门朱氏墓”而非冼夫人墓。此类通过引经据典进行反驳的例子比较多，只是我奉行与李爵勋副教授相类似的观点，重点在论述说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些不同看法、不同观点并不想去批驳。如有兴趣的研究学者，直接找陈祖辉的这本书来读一读，会知道更多，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不再被一些不实之词或似是而非的所谓论证考略所蒙蔽。
陈祖辉这本《冼夫人问题考见》，虽说有些观点和见解存在商榷的地方，有些分析也是他一家之见。但总体而言，全书以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作为第一手资料，又引用比较多的正史和地方志资料作为佐证材料，基本做到有理有据，所用的材料能支撑得起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实地考察的真实记录，成为难能可贵的史料。《冼夫人文化全书》第一卷收录《冼夫人问题考见》中的文章就有《关于冼夫人故里问题》《关于山兜“隋谯国夫人冼氏墓”问题》等4篇，说明他的观点站得住脚，被编撰者所肯定。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
编辑：李仁娟
初审：温 国
终审：何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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