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勇强
今天的学生，对学校放农忙假，一定会觉得很陌生，甚至莫名其妙。但是，对于50后、60后、70后却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顾名思义，农忙假就是在农村的大忙季节放假，一个学期一次，春季插秧和秋季收割水稻的季节放假一至两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每到放农忙假时，农村的同学回所在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而我们这些非农业户口的学生，则由校长或者班主任带队，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生产队一天出两次勤。这样，我们也要相应跟上节奏。每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到指定的地方排队，集中前往生产队参加劳动。
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记。读小学五年级时，在农忙假期间，我和同学们到附近的大村生产队参加收割水稻。随着年纪逐步长大，多次参加劳动，我们对干农活也逐步熟练。那时，我们特别听老师的话，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甚至暗中较劲，争取多作奉献。在收割水稻时，由于用力过猛，动作太快，我竟然割伤了左脚掌，以致鲜血直流。那时，提倡“轻伤不下火线”。于是，我偷偷离开现场，采集了苦草用嘴嚼碎敷在伤口上。仅过了十几分钟，又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因此，带队的班主任知道后，表扬了我，使我高兴了“一阵子”。
最难忘的是参加兴修水利的劳动了。1972年，我正在念初一，春季放农忙假时，根据公社革委会的要求，安排我们到塘坑大队参加修水利。从家里到塘坑11公里，但是，为了表示“革命化”，学校规定必须集体徒步前往，这可急坏了家长。于是，父母除了为我准备棉被、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外，还不忘为我准备咸菜、鸡蛋和零用钱，生怕我被饿坏、冻坏。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带上锄头、铲等工具，背上棉被等行李，浩浩荡荡地开赴水利工地。挑着(或背着)沉重的行李徒步，对我们这些娃娃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经过约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历尽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为期3周的修水利，对我们来说，真是“苦其筋骨，劳其心志”。由于大批社员和学生开赴水利工地，住宿成了一大难题。我们被安排在岭下村一户社员家里居住，虽然是砖瓦房，但由于人多屋少，从校长、老师到学生只好打地铺。那时的春天依然寒风呼呼，春寒料峭，有时淫雨霏霏，而我们每人只有一张单薄的棉被，为了御寒，只好在地上铺上一层稻草，再放上草席——这就是我们的“床”了。时值初春，“身强力壮”的蚊子(也许是这里地处山区的原因)却频繁“轰炸”，还有臭虫之类的虫子四出活动，搞得我们难以入睡。有位老师风趣地说：我们上有“轰炸机”保护，下有“坦克”助阵。
我们的住地到工地——分界岭(平定公社与合江公社的交界处)约2.5公里。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后，我们必须要以军人的速度漱口、洗脸、穿衣服和上厕所等，没有吃任何东西(当时每天只吃两餐)就要上工地。我们带上工具徒步来到红旗飘飘、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工地，片刻也不休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挖土、铲土、挑土等等，中途只休息10—15分钟。不过，大家都很卖力，人人奋勇争先，个个不甘落后，甚至汗湿衣衫。整个工地热气腾腾，人声鼎沸……好不容易盼到吃饭时间(11:30)，我们已腰酸腿痛，全身无力，好像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地后，我手脚也懒得洗，捧起饭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消三分钟便结束了“战斗”。中午稍事休息后，“二赴工地”，一直干到下午5:30才收工。日复一日，我们这些水利“小军”，有的手脚起了血泡，有的肩膊肿了，人人变得又瘦又黑。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常常饿得肠子“唱歌”。于是，我和一名十分要好的同学，偶尔偷偷(否则会遭到非议，甚至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吓人的大帽子)到塘坑大队部附近的熟食档“加餐”——来几两白切鸡，外加一碗米饭。也许是肚子缺少油水，也许是正宗的“走地鸡”，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反正那时的白切鸡香甜可口，味道好极了，令人回味无穷……
后来，学校取消了放农忙假，令我们这些过来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编辑：葛伟宇
初审：温 国
终审：朱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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