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煤山远眺紫禁城(1901年)。
逛故宫，已经是外地游客到北京之后的必选项。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旧称紫禁城。如今，在大众的称谓里，已经鲜有“紫禁城”，而是以“故宫”代之。那么，“紫禁城”的称谓是何时被“故宫”取代的？
《汉书》已有“故宫”一词
“故宫”一词，原意是指旧时的宫殿，但凡指称废旧的宫殿，俱可使用，并非专用名词，也并不一定寄托着深沉厚重的寓意。“故宫”一词最早的应用，尚无从确考。不过，在《汉书·食货志下》中有载：“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
借用这一词汇，自然可以带有一些王朝兴废、鼎革沧桑的意蕴。唐代杜牧有《隋宫春》一诗，就曾用到“故宫”一词，来抒发对隋代亡国之因的感悟。诗云：“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
应当说，杜牧此诗乃借前朝兴废之迹，抒鉴古察今之意，确有简明总结历史经验，发挥历史本身对后世的教化之用。那么，直接经历亡国之痛，眼睁睁看着本朝宫殿化作“故宫”，则更有切身入骨之痛。
宋徽宗就曾写有一阕，名为《宴山亭·北行见杏花》。这一词作写于1127年“靖康之变”的北宋王朝覆灭之际，乃是徽宗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往北方途中，偶见杏花，托物感兴之作。词作中也提到“故宫”一词，有这么一句饱浸血泪的亡国之叹曰：“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宋徽宗的词作，曾被近世学者王国维叹为“血书”，作者伤心之痛，读者伤怀之重，自不必赘言。至此之后，但凡借“故宫”一词来抒发情怀者，大多已跳不出兴废无常这个圈囿了。唐宋已矣，元明更迭，至清代覆灭，帝制时代终结之后，“故宫”一词，则逐渐脱离其原意与寓意，而成为专指北京明清两代皇宫之建筑遗产的一个专用名词。这一名词，随着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创建，经过公共文化空间里的近百年应用实践，几乎成为专有化名词。
那么，在“专名化”之前，即清廷于1912年初宣布退位之后，到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这段时间里，“故宫”一词，是如何逐渐地被人们用于专指明清两代皇宫，时人又是怎样应用这一词汇，是着重于原意，还是仍偏重于寓意之应用？
《故宫漫载》谈“故宫”
仅据笔者所见，自清廷颁布“退位”诏书以来，最早在公共文化领域把北京明清皇宫称为“故宫”的，可能源自《故宫漫载》一文。此文曾被沪上知名学者、报人胡怀琛辑入其编著的《清季野史》一书，于1913年4月印行。
《故宫漫载》一文，很容易让读者以为这是一篇由一位作者单独写成的文章，或许还是一篇篇幅较大，以分章“漫谈”式写作手法来写成的掌故体散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故宫漫载》包含了《颐和园纪游》赋》《望江南》《记圆明园》《记三海》五篇文章，除了首篇没有署名之外，其后四篇的作者署名分别为杨小欧、王佑遐、钵题、餐英居士。
无论“故宫漫载”这一标题出自何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的“故宫”概念，或者说此组文章被统一冠名为“故宫”的场域，并没有包括今人更为熟悉的北京明清皇宫，即紫禁城。这一组文章所记述的，全部是“御苑”性质的所在，即皇家园林的处所。
前三篇俱写颐和园，后两篇分写圆明园与“西苑三海”。所谓“西苑三海”，指北海、中海、南海，明清时期称为“西苑”。由此可见，时人心目中的故宫，或者说可以见识到的故宫，还仅仅停留在能够游览到的“御苑”场域之内。须知，西苑三海为大内御苑，圆明园与颐和园为离宫御苑，即便时至清末，后两处御苑虽因历次焚掠而毁圮破败，可仍属皇家“禁地”之一，也并不能随便出入。
清帝逊位后，因《清室优待条例》的存在，前清皇室成员仍居住于宫内，紫禁城仍属禁地，民众并不能进入游览。皇宫里仍生活着前朝皇室成员，还不能完全视之为历史遗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如胡怀琛这样见多识广、敏锐博洽的学者，虽用“故宫”一词赋予北京明清皇宫以时代寓意，但承载这一词汇寓意的时空场所，还只能局限于御苑层面，无法深入到紫禁城之内。
《清季野史》出版前后，一大批披露所谓皇宫生活、皇室生活的报刊读物，已然甚嚣尘上，风行一时。但在这些报刊文章与通俗读物中，对逊帝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皇宫的兴趣，对皇室生活的兴趣，更是远远超过皇宫遗迹。当然，1925年之前的逊帝与皇宫，仍属“禁地”，对读者而言，未知的确实吸引力更大。
这一时期，因《清室优待条例》的存在，对紫禁城的称呼出现多种。翻检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一宫多表”的情形时有发生。
重大事件中的“故宫”
出乎笔者意料的是，最早发布在国内主流媒体之上，且还是以政府公文形式出现，可以视作指代紫禁城的“故宫”一词，竟然是以袁世凯的名义发表出来的。
时为1915年12月12日，正值袁世凯妄图称帝前夕。当时所谓的“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及“立法院”等，以群体“劝进”的方式，表示拥护袁氏称帝。为此，袁氏发布了一道“大总统申令”。12月16日，这一道“大总统申令”全文刊发在《时事新报》之上，其中有段话谈及“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辛亥革命之后，正式公文里使用到“故宫”一词的首例，极可能正是出于这份袁氏“申令”公文之中。严格说来，这份公文里的“故宫”一词，乃是用其寓意，并没有以之直接指代紫禁城。这里使用的“故宫”一词，寓有“故国”之意，语意源自《诗·王风·黍离序》，原文有云：“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史记·宋微子世家》一文，亦有云：“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后世遂以“故宫禾黍”或“故宫麦秀”之语，来比喻怀念故国的情思。
1916年3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诗选”栏目里，刊发了南社诗人叶楚伧所写《元年》组诗三首。其中第二首的末句有云：“只有昆明湖上月，姗姗犹作故宫秋。”这里的“故宫”一词，因有“昆明湖”的提示，应当是指代包括颐和园在内的御苑。诗题《元年》，意即所谓“洪宪元年”，乃袁世凯称帝之后所创“年号”，显然有讥刺之意。
《元年》组诗发表仅仅二十天之后，迫于各方压力，袁氏宣布取消帝制。接下来的“讨袁”与“护国”运动，势如破竹，袁氏猝亡。1918年7月12日，叶楚伧以主笔身份，再度出现于《民国日报》报端。当天第二版头条的“社论”一栏开篇有言：“张勋入北京，拥三千定武军。提溥仪出坐大殿，胡代衣冠，昙花一现……溥仪奄然还居故宫，而喧天赫地之共和复活纪念成焉。”
此文提到的“故宫”，已然明确指代紫禁城，且为“内廷”部分，即溥仪仍暂居其中的区域。而紫禁城的“外朝”部分，即以“三大殿”为主体的场域，当时已辟为“古物陈列所”，已经对外开放，不再属于皇家禁地了。
及至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事件突发，溥仪及清室终于被迫搬离清宫“内廷”。值此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公共文化场域对“故宫”一词的使用，则更为频繁。“故宫”专指紫禁城的用法，也逐渐形成。
譬如，就在1924年11月5日当天，在黄郛主持下的北洋政府国务院，向全国各大报刊发出了一份“公电”，主题为“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主要内容是为“逼宫”事件做一番公开解释。这份“公电”开首一段写道：“各报馆均鉴：民国建国十有三年，清室仍居故宫，于原订优待条件第三条，迄未履行，致民国首都之中，存有皇帝之遗制，实于国体民情，多有抵牾。”
这通电文中的“故宫”，已是非常明确地直接指代紫禁城了，已然正式以“故宫”一词指代旧时皇宫。事后不久，1924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刊发《清室之最后》一文，记述了已迁入醇王府暂住的溥仪的一段谈话。这段谈话，乃是回应当时前来问讯的鹿钟麟、张璧两人的。溥仪在谈话中说：“对于故宫善后事宜，自无不可商量者。”
在这一阶段，社会上已大量用“故宫”一词指代紫禁城。及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一词的应用，自然更为频繁，其在公共文化场域的应用，也逐渐向着专名化方向发展。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肖伊绯）
编辑：李慧敏
初审：温 国
终审：朱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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