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并非我的亲兄，但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好兄长。
今年4月20日，我有幸参加茂港区七迳镇田头屋村委会“革命老区文禄村”牌坊落成庆典活动，增长了不少见闻。从此，文禄村的风土人情和革命斗争故事以及三哥的多彩人生，相继涌入我的脑海，不时浮现在眼前。
文禄村是田头屋村委会的中心村，现有人口2600多人，与茂南区鳌头镇飞马村委会接壤，紧靠袂花江，周围村落交错，村边庙宇香火旺盛，环境复杂，是解放前电白县和茂名县都管不了的地方，有利于武工队和游击队进行革命活动。因此，1945年，文禄村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茂（名）电（白）信（宜）边区特工委领导下直属飞马武工队的革命根据地。村里先后成立了“同心会”（即农会）、交通情报站和武工小分队，有300多名村民参加了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其中有三哥的父亲和10多位亲人。三哥为人正直善良，敢讲公道话，敢做公道事，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村中享有较高声誉。村中三四十岁以上的男女村民都亲热地叫他三哥，就连田头屋村委会书记兼主任林杰也很亲切地称他为三哥，因此我也跟着叫他三哥。初见三哥时，他的样子很快就定格在我的心里：中等的个子，衣着朴素，不胖不瘦，两目炯炯有神，说话客气，语言像泥土一样朴实，古铜色的脸上刻着略粗的皱纹，坚强开朗的神态掩盖不了他的沧桑。他说，我父亲郑金生前担任飞马武工队长时，常带领武工队员驻在他家。他的父亲林乙昌和我父亲成了革命兄弟，那时，9岁的他在家里看见其父称我父亲为“十弟”，我父亲称呼他父亲为“五哥”，所以，他和我也是兄弟。他长我10岁，我称呼他为三哥，更是理所当然。那天庆典活动，我实在高兴，在午餐中放纵了酒欲，醉倒他乡，回到家里，头脑仍然昏沉，和衣睡在床上。当晚9时许，我依稀看见三哥坐在我的床头，似乎他还用湿毛巾放在我的额上。不一会，我的头脑清醒了。我爱人说，三哥和阿杰书记看你来了。我感到饮醉酒不好意思，只“唔、唔”了两声，仍然睡在床上。三哥又用手背探我额头的温度，忙说：“还好热（体温高的意思），要让他继续安睡。”我爱人说：“三哥，您不必来，有我照顾他就行了。”阿杰说：“三哥打了十几次老郑的小灵通，都无人应答，不知老郑醉成什么样子了，就催促我开车和他一起来了。”三哥抱歉地说：“都是我不好，没有注意到老郑的酒量，更没有提醒他不要饮多种酒……”我爱人连忙说：“三哥，您不必自责，更不要担心，老郑醉酒已多次了，他已服过解酒药了，会很快好起来的。夜深了，你们回家吧！”三哥又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和手心以及脚背，就说：“老郑的身体已经退热了，他醒后要吃些白粥，既防肚饿，又可清理肠胃。”我爱人十分感激地点头。临走时，三哥嘱咐我爱人在我心情好的时候，劝我不要饮酒过量，以免影响身体健康……三哥走后，我连忙用手抹干从眼眶里滚到脸上的泪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为何感激涕零？因为我有生以来，还未享受过一个男性对我如此之爱。我禁不住从心里轻轻呼出：三哥哟，谢谢您对我的爱！
三哥和我称兄道弟虽然时间不长，但他的一些言行却令我感动不已。在三哥的要求下，我带领他到飞马革命烈士碑祭祀我父亲，同去的还有我父亲生前的战友陈希、郑琦、郑栋裕三位离休干部。三哥摆好祭品上好香，就行跪拜之礼，他哀伤地说：“金叔英灵在上，请受我异姓侄儿一拜，如果您没有牺牲，我父亲还健在，该多好啊……”也许他过于沉痛，后来所说的话我已经听不清楚了，只见他泪花闪闪，转过身子注视着烈士碑前的松树和田野上的绿色农作物。他的虔诚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陈希同志动容地说：“三哥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
三哥有良心，更有爱心。很多年前，三哥就跟随儿女在肇庆或广州居住。他听说我在今年5月23日回故乡鳌头义卖拙著《永生的榕树》赈灾汶川地震灾民，就请阿杰务必到场代他买书200元，并说他的经济能力有限，给贤弟助些微薄之力，为兄的才可安心。阿杰受到他的影响也出资300元买书。我知道，三哥从小就在苦难困境中挣扎，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解放前，他的父亲名为国民党的保长，实为拥护共产党的革命志士，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捉去坐牢、判处死刑，家人变卖所有家庭财产和土地，到处托人找关系，打通伪官府，革命组织通过统战工作才将他从死神中抢救出来。解放初期，他的父亲遭敌特分子陷害，被人民政府以暗藏飞马武工队长郑金的一支驳壳枪为由而拘留，经过40多天的调查，因无实据而被释放回家。经济上的损失，政治上的打击，使三哥一家人抬不起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我父亲牺牲得早（1947年末），见证三哥家庭革命情况的武工队员不是牺牲就是无能为力，加上解放以来，文禄村没人在党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任职等原因，这块革命热土便默默无闻地冻在那里。好在开放改革的春风又吹热了这块土地，很多无能为力的武工队员恢复了名誉和地位，纷纷怀念和关注这块热土，使这块热土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更使三哥的父亲和文禄村的革命志士们的光荣历史得以公认。对于这些迟到的荣誉，三哥说：“我和文禄村人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历史的缺失，不是又补回来了吗！当然，如果及时得到这些荣誉，文禄村会早些享受国家扶持革命老区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待遇的，文禄村的革命后代也许生活得更幸福，出路也许会更好。”三哥的话很实在，我比他幸运多了。我从小到大在生活上、政治上均得到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成为国家工人和干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哥早已迈入古稀之年，至今仍然是农民和无党派人士。三哥善于学习，除了躬耕农田之外，还学到修理机械和酿酒等技能，输出劳务，增加家庭收入。由于家教有方，三哥四个儿女都学有所成，各有高就，其中长子、大女儿是共青团员，次子、二女儿均是中共党员，长子、次子、二女儿皆食“皇粮”，大女儿勇闯商海成为精英。儿女们十分孝顺他和夫人。他不再忧心衣食住行，与夫人长住儿女家。他说，虽然自己生命旅途坎坷，但能跟随儿女们同过幸福生活，也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所带来的福祉。三哥心胸宽广，如此达观，令我肃然起敬。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非常关心家乡建设和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常用儿女们给他的“孝顺金”回老家看望村中父老，给一些孤寡老人、贫困之家送上钱物，在建设“革命老区文禄村”牌坊中，慷慨解囊捐资3000元。他的高尚情操，令人感动。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好兄长——林宏兴三哥。
《茂名日报》（2008-07-31 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