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1952年初征奥运

1952年7月29日，新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奥运村升旗

新中国决定参赛

　　1952年2月13日清晨，挪威首都奥斯陆迎来两位风尘仆仆的中国人。

　　走在前面的人叫盛之白，年岁稍长，时任新中国驻瑞典使馆的二等秘书。跟在他后面的年轻人是使馆里的翻译谢启美。两人是为了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外交任务。

　　原来1951年3月，1952年奥运会主办国芬兰曾向新中国的外交部表示，希望新中国能派选手参加。但中国有自己的难处，新中国成立伊始，又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奥运会的事很难被提上日程。1952年年初，苏驻中国大使罗申又带来了苏联“老大哥”的诚挚建议，希望新中国能参加这次奥运会。

　　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召集了廖承志、蒋南翔、荣高棠等几位领导人，几个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既有主办国芬兰的热忱邀请，又有友好国家苏联的支持帮助，我们当然要参加！冯文彬很快写了书面报告，将情况汇报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短短一两天后，周恩来批准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国际奥委会的电报。

　　体总以一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口吻知会国际奥委会：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运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委会的活动，并决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及2月15日在奥斯陆举行的奥林匹克年会会议，请即将该会议程及参加会议代表之人数通知本会，以便准备参加。

　　盛之白和谢启美此行便是受外交部差遣，前往奥斯陆，意在参加国际奥委会第46届年会。当然，他们既没有接到会议议程，也没有接到会议邀请，因为奥委会年会只邀请他们的委员参加，其他人根本无权参会。体总和外交部都没搞明白这一点，盛之白和谢启美就更不知道了。

苏联籍委员的建议

　　初到奥斯陆，盛之白和谢启美首先联系上与新中国交好的波兰和保加利亚驻挪威使馆。在使馆的帮助下，他们总算见到了苏联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亚诺夫。

　　安德烈亚诺夫态度友善，但他的话好似当头一棒。

　　两位匆匆忙忙的中国访客这才知道，年会早在12日就开幕了，他们也根本没资格参加会议。安德烈亚诺夫还告诉盛之白，芬兰籍的奥委会委员已经把新中国参加奥运的请求在会议上提了出来。奥委会主席瑞典人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伦在讨论时发言，他觉得新中国的体总确实可以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但体总在给奥委会的电报中提到“旧的全国奥委会已经瓦解，新的体育组织已经成立，现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入会”等字眼，似乎又在说体总是新成立的组织。既然是新成立的组织，就必须向奥委会重新申请，获得承认以前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从安德烈亚诺夫那里告辞出来，盛之白和谢启美随即拜访了埃德斯特伦主席。埃德斯特伦主席花了一个多钟头给自称体总代表的两位“体育盲”讲了许多有关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必须了解的常识性问题。

　　14日大会讨论结束。最终结果是将此事交与奥委会执委会讨论，在6月1日前提交讨论结果，执委会还必须在3月15日之前完成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询问，了解他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

　　安德烈亚诺夫或许已经预料到了会议的结果。他从一开始便向盛之白提了几条建议：一、必须肯定现在的体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延续；二、要承认组织各项规章制度一如过去；三、承认旧体协曾经参加过的各国际体育联合会，继续保持不变。

　　盛之白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迅速将年会的情况以及安德烈亚诺夫的建议传达给外交部和体总。盛之白综合了种种情况，最终提出两点建议：目前最方便的办法是能找到过去全国奥委会一两个旧委员，请他们与国际奥委会联系；第二，尽快让各体育协会分别与各国际体育联合会联系。第一项工作必须在6月1日前完成，剩下的工作必须在3月15日前完成。

找到董守义

　　2月中旬，体总一收到盛之白提供的情况，马上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中国方面甚至动员了外交部国际司的力量，在做最大努力。但在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大家这才了解到，早在1951年年初，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经在台湾复会。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系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起草了有关参加奥运会的专题报告。3月23日，周恩来转批了报告，批示不能重新“入会”。体总马上致函奥委会表示抗议。但是，所有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时候，有人提起了远居甘肃兰州的那位老人，他现在是西北师范学院的一名教授董守义。这位老人是中国奥运史上无法被忽视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是中国奥委会第3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另外两位委员王正廷和孔祥熙，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美国。只有董守义一人留在了大陆。

　　有关方面其实早就想到了董守义，只是鉴于他曾在旧政权身居要职，所以迟迟无法请他出山。在3月份提交给周总理的报告中，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就提到过董守义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进一步了解董守义的情况，必要时可以请他来京谈一谈”。

　　这一回便是周总理专门指示，由教育部出面将他调来北京。

　　董守义被安排在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第二天起，他就开始给体总的专人熊斗寅就讲解“奥运会”。每天讲课一结束，熊斗寅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体总办公室，将董守义的话整理成文字，汇报上去，供领导参考。

　　而董守义的大半辈子也确实传奇。早年他曾赴美留学，攻读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后改名为春田学院）体育系。回国后，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上世纪20年代，天津有支篮球队叱咤风云，号称“南开五虎”，董守义正是那支篮球队的主教练。1947年，董守义担任体协总干事期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亲身参加过国际奥委会的年会以及1936年和1948年的两届奥运会。

　　董守义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知识和经验，也为体总增加了在奥委会说话的分量。只是此时已是5月底，还来得及吗？

拒绝双方运动员参赛

　　6月5日就是奥运会报名的最后截止日期，但体总仍没有收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

　　台湾方面已于5月19日向组委会报名。6月4日，在没有奥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国决定派出游泳、篮球、足球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6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伦公开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公告，说明了国际奥委会当时的立场：国际奥委会希望在来年解决中国问题，现在中国的两个组织———台湾的一个和大陆的一个，均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这项公告引起了双方强烈的反应。董守义亲笔签名发电报，电告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你们是无权阻止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的。中国台湾方面则在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布伦戴奇（美国籍）的支持下，决定仍按原计划于7月12日正式出发，以显示参赛的决心。他们的运动员此刻正在马尼拉训练。

　　这个时候，奥运会的大门其实还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埃德斯特伦主席发布的公告并没有经过执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年会通过，希望虽然渺茫，但还存在。

　　国际奥委会的最终决定依然难产，有人可等不及了——奥运会篮球比赛的抽签仪式即将开始。而篮球是唯一一项海峡两岸均以中国队报名参加的比赛，这个签怎么个抽法，一时成为各方角力之点。

　　时任国际篮球总会秘书长的威廉·琼斯与台湾方面的郝更生和大陆方面的董守义还同是美国春田学院的校友，相知甚熟，不想伤了任何一方的颜面。这真是难上加难，着实愁坏了老琼斯。

　　琼斯秘书长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把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篮球体育总会定名为china，而把台湾的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定名为formosa（葡萄牙语，是过去欧洲人称呼台湾的用语）对于这样的决定，体总和体协双方都表示不同意，但琼斯的决定双方只能遵守。

　　到了真正开始抽签时候，琼斯又故意使两支代表队在第一轮初赛中轮空。这样就可以等待第47届国际奥委会上的最终决定了。

总理批示：要去

　　1952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年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盛之白这一次没有迟到，他的身份是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的私人代表。17日上午，盛之白接到通知，可以列席会议。

　　在接受质询时，郝更生说，这一次的所谓“中国问题”是荒谬绝伦的，因为1951年7月的奥林匹克公报上，对中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地址写得清清楚楚：中国台湾省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在随后的质询中，盛之白始终坚持体总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下午2时，对于所谓“中国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最后，主席根据大家意见，请委员们就下列两个提案来投票：一、不允许任何一个中国队参加。这个提案由大会执委会提出。二、两个奥委会的选手们均可参加比赛，但其参加的项目，必须经过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的认可。

　　投票以秘密的方式进行，一共53人投票。最后结果：第二个提案获得33票。就这样，大会竟然否决了执委会的提案。

　　7月18日晚，北京终于收到了一封发自赫尔辛基的电报：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伊利克·冯·佛伦凯组委会主席

　　奥运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幕了。冯文彬、荣高棠、董越千、黄中等几位负责人凑在一块儿商量。

　　意见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两派。有人主张去，理由是经过反复解释好不容易才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如果不去影响关系，还会辜负支持我们的那些朋友的盛情。再说电报上又没有提及邀请台湾的情况，当然应该参加。

　　而荣高棠则不大主张去。如果我们去了，台湾代表团也去了，会不会有人趁机制造“两个中国”？再者，新中国运动员水平落后，奥运会上肯定不会有好成绩，会不会给新中国脸上抹黑？

　　此事关系重大，大家赶紧把意见写成报告，提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7月19日，总理指示终于传达下来了。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报告上爽快利落地批了几个字：

　　要去。请主席、少奇同志阅

　                  　周恩来

　　众人再一看，毛泽东、刘少奇也已经圈阅。

　　7月22日，体总正式电告佛凯伦，称中国代表队即将出发。

　　北京这边飞机一起飞，盛之白便在赫尔辛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中国代表团启程的消息。因为小飞机需要加油，遇到紧急情况又得迫降，一路飞，一路停。7月29日上午11时，飞机终于降落在赫尔辛基机场。虽然此时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

　　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因为台湾问题，新中国迫不得已放弃了，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以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当五星红旗再一次出现在奥运会场上，便是1984年的事了。 （《北京日报》侯健美/文）

《茂名晚报》（2008-08-09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