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的最后日子

张学良（左）与端纳在一起

　　著名内幕问题作家约翰·根室，在谈及蒋介石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时，曾经十分推崇地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比任何一个在中国住过的外国人都更为了解中国的内幕。”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从1903年踏上中国大地，数年后即在中国政坛的核心圈占据一席之地，先后担任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顾问，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在他的传奇生涯中，他几乎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1915年他第一个在英文报纸上披露了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密约；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第一个冒险飞赴西安，进行斡旋，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是，1940年初夏端纳在重庆担任蒋介石顾问时，突然不辞而别，远走南洋，其经过及原因迄今仍是一团谜云。对于他出走后的下落，更是鲜为人知。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却是在上海度过的……

“生为中国之友，死愿永息此乡”

　　1946年3月18日，上海江湾机场戒备森严，甚至还有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荷枪实弹，表情严肃地守卫在机场的主要通道处，其情形犹如几个月前美国总统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光顾此地时一般。无疑，马上又会有来自远方的重要客人抵达上海。但令人诧异的是，紧靠在停机坪上的是一辆漆着红十字标志的白色救护车，车旁站着医生和护士，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抢救重症病人的架势。

　　下午一时许，一架美国海军军用飞机在一阵刺耳的轰鸣声中徐徐降落于江湾机场。飞机舱门打开后立即有医护人员抬下一副担架，并在机下人员的协助下迅速地将担架上的一位干瘦的外国老头塞进了救护车。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宋美龄和上海市长吴国桢等人，避开前来采访、拍照的大批记者的包围，趋前紧握那位老者的手。宋美龄凝视着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今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有些神色激动地说：“端，欢迎你重返中国。蒋主席向你致意。”

　　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一条醒目的消息：“蒋主席顾问端纳抵达上海，已送宏恩医院进行最后治疗。”

　　“生为中国之友，死愿永息此乡。”正是这一信念，支撑着病入膏肓的端纳，回到久别的上海。

死神姗姗来迟

　　坐落在中正西路（今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是当时医疗条件较好的一家高级医院，聘请有外国医生坐诊。那座被称为“南楼”的病房大楼，专门接待前来就诊的达官贵人，院内还有一座大花园，环境幽静。端纳的病房在三楼，在经过中外专家的会诊和全面的身体检查后，医生确认，端纳患了肺癌，存活期不超过二个月。

　　结论是残酷的，但端纳完全知道自己的处境。1941年夏，正在南太平洋群岛旅行的端纳，在宋美龄的多次催促下，踏上了重返中国的旅程。不幸的是，到达菲律宾时，正好遇上太平洋战争爆发，端纳在马尼拉被日军逮捕，投入当地的集中营，但日军一直没有获悉他的真实身份。直至日军战败，饱受折磨的端纳才重获自由。此时他已年逾古稀，身染重症，但在生命的尽头，他还是愿意回到中国。从1903年来华后，他从未回过澳大利亚，尽管那里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

　　端纳有时在医护人员的陪护下，在病房外面散步，或者坐在花园的椅子上，沐浴着春日的阳光。春风初度，万物复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草木的清新气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的精神还不错，常常与医生护士或其他来探望的人开开玩笑。他也知道，大局已定，不必多作徒劳的挣扎。“喂，你在那儿干什么？”有人问。

　　“嗨，我坐在这儿张望。”他以通常那种富有诗意的讲话方式回答，“我望那树林花鸟，望那太阳，望那雨点打在我的窗上。而我正在等待死亡。”

　　他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说：“人们不但要知道‘真理’，而且要寻求‘真理’，更要为着‘真理’而奋斗。”现在，他感到身心坦然。

　　端纳读书、会客，一如平常他喜欢的那样。他静静地等待着死神降临，但死神姗姗来迟，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二个月。

突然中止回忆录的写作

　　宋美龄是前来探望次数最多的人，她所代表的，当然不仅仅是她个人。“端，蒋主席托我向你致意，嘱你安心养病。”诸如此类的问候，是宋美龄经常使用的开场白。

　　两人相对唏嘘，不胜感慨。悠悠岁月如梦，已成过眼烟云。

　　早在为孙中山做顾问时，端纳就结识了宋氏三姐妹。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都做过孙中山的秘书，一来二往，与端纳已相当熟悉了。尤其是那位聪明活泼的小妹宋美龄，一走进他的房间，总是亲热地叫一声：“端纳叔叔。”后来年龄渐大，身份改变，才改口不再叫“端纳叔叔”，而是以昵称“端（Don）”代替。他们外出时，宋美龄也会落落大方地挽着他的胳膊。

　　宋美龄经常来此探视，或许还另有深意，那就是封住端纳的嘴巴。事实上，又有哪一个外国人比他更了解蒋介石其人呢？

　　端纳虽躺在上海的医院里，但他于1945年下半年开始口述的回忆录《中国的端纳》，正由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泽勒加紧整理，并且正眼巴巴等着端纳从中国寄去更多的文字材料———那是端纳在回中国前，亲口答应他的。孰料，泽勒没有等到一点有用的材料，却接到端纳从上海医院发出的一封信，告诉他取消前约。

　　个中原因，泽勒后来才算明白。他在回忆录的前言里写道：“这是经常去医院探视的宋美龄向他施加压力的结果。”端纳在檀香山接受泽勒采访时，由于时间关系，他的口述没有来得及完成，为此他与泽勒约定，将继续寄给他更多的文字材料供他参考。并留给他5000美金，作为他完成和出版回忆录的经费。但端纳回到上海后，远在大洋彼岸的泽勒，却再也未收到端纳寄给他的任何材料。相反，端纳要求他立即停止写作和出版回忆录，同时分函各位亲朋好友，请他们不要向泽勒提供任何与回忆录相关的材料。后来出版的《中国的端纳》，在西安事变这一章中，泽勒只好将蒋氏夫妇的回忆录“移花接木”，勉强完成。可以这么认为，端纳回到上海后，受到了宋美龄施加的压力，或者说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端纳既不能披露内幕使蒋介石难堪，更不愿对当时仍在囚禁中的张学良不利，遂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不再向泽勒提供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

葬于宋氏墓地

　　1946年11月9日，端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71岁。

　　夕阳西下，黄叶飘飘。11月10日下午三时，胶州路上海万国殡仪馆前，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端纳的大殓在此举行。端纳虽有遗言在先，葬礼力求简单，但他的葬礼仍十分隆重。宋美龄在孔祥熙、吴国桢等陪同下，在殡仪馆为他主持了一场基督教追悼仪式。

　　灵堂布置得肃穆而朴素。端纳的遗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头部露出，以便吊唁者瞻仰。他穿着平时喜爱的玄色花呢西服、白衬衫，系领带，安卧于一具制作考究的英式楠木棺材中。据报道，此具棺材，“为万国殡仪馆所有顶好之一副，价值极昂”。各式花圈、挽联不计其数，蒋介石和宋美龄合挽一黄色菊花十字架，置于灵堂的正前方。十字架上的菊花，还是宋美龄在上海东平路自家别墅中亲自采摘来的。灵堂两侧，插有中澳两国国旗。

　　哀乐低鸣，祷告声声。大殓完毕后，端纳生前好友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美国记者田伯烈、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马尼拉狱中难友却浦门等人亲自将灵柩抬上汽车，运至上海西郊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安葬。宋美龄、孔祥熙、吴国桢等也亲临墓地，直至仪式全部结束后才离去。前几年，笔者曾往陵园探访，却已难见端纳墓地的踪迹，据说毁于“文革”时期。有关端纳的档案史料，近年除在上海市档案馆有所发现外，英国、美国、日本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所藏的端纳档案，如端纳早年所写的新闻报道、端纳与友人的通信等，已为研究者们“起获”。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有意想不到的有关端纳档案材料会浮出水面。 （《扬子晚报》邢建榕/文）

《茂名晚报》（2008-07-03  第十三版）